俞剑英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多次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解放东北整个历史时期，陈云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立北满根据地、坚持南满、统一财经，为东北解放乃至全中国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撰写的三篇重要文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七决议”：扭转危局
1946年7月3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的草稿，并在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决议稿。《决议》指出，当前东北局的主要任务是：（一）准备自力更生，长期艰苦斗争。（二）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肃清重城市轻农村的观点。（三）明确今日的东北斗争的目的是要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四）我军作战原则是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政策，迅速交流各地经验。（六）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下乡发动群众。这次会议分析了当时东北的局势，总结了四平战役的失利、东北群众工作不足的原因，確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七七决议”与四平保卫战的严重失利有着密切关联。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为保卫战略要冲四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艰苦防御作战，终因敌强我弱而告失利。我军在付出近8000人的惨重伤亡后，被迫放弃四平，后又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击下大踏步后撤，一直退到了松花江北，长春、吉林、本溪等原本已为我军控制的东北大城市相继失守。很多干部战士开始动摇与丧失信心，甚至出现了逃兵潮，个别部队的逃亡情况甚至严重到连长、指导员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了几个”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其中一些人还是革命多年的红小鬼和老八路。
四平作战的失利，首先是群众工作的不足。我党我军当时在东北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才导致了四平作战的严重失利和由此引发的严峻局势。东北当时的群众工作，已经糟糕到了东北群众在政治上与我军对立的严重地步。黄克诚指出，当时我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局势是“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苏联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力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想要在东北有一席之地，就要与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陈云等人到达北满时，就发现依靠苏联独占东北是不可能的事：一是苏联不予支持；
二是干部队伍严重不足无法展开群众工作；
三是国民党占据了大城市；
四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急于控制东北，在其主力部队运到东北之前，抢先在各县成立县党部，对土匪封官许愿，大批伪满官员和土匪首领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先遣军”“光复军”“挺进军”的军长、师长，加剧了原本就匪满为患的状态。再加上东北一部分党政军干部的奢靡、享乐的作风，使东北党群关系进一步紧张。1945年12月3日，负责主持东北军事工作的林彪致电东北局：“部队数万之众，每日拥挤于狭小地域，向老百姓无代价索取粮、菜、柴、拉牲口大车，概无付钱，故群众对我甚不满。”照这样的情形，国民党军和土匪沆瀣一气，我军收复东北绝无可能。所以，陈云从进入东北开始，就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
1946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右起：陈云、彭真、林彪、刘亚楼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要求迅速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显然，毛泽东在事先已经了解到东北我军与群众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情况，因此在电报中着重谈了群众工作问题。电报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局领导人吸取惨痛教训，及时回归到艰苦奋斗与群众路线的正确道路上。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即为“七七决议”的制定、贯彻和落实。
1946年夏秋，为贯彻落实“七七决议”，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1.2万名干部组成下乡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全面加强东北解放区的建设。工作团下乡后，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并逐步转向减租、退租和平分土地的工作。在斗争中，工作团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适当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大地主、大恶霸和匪首等，彻底摧毁东北各地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并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到1946年11月，东北解放区的贫苦农民共分得土地3000万亩，党的基层组织也在各地建立起来，还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建立了数以十万计的民兵武装。
正是由于“七七决议”调整了作战方式，巩固了后方，加强对群众的工作，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东北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军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解放了全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并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铁路线，而国民党军则退守沈阳、长春和锦州3个孤立据点，首尾难顾，坐等灭亡。不久，东北野战军便率先发起了辽沈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人。这一变化也可以从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又称“五五决议”）中看出。“五五决议”指出：东北我党我军贯彻执行“七七决议”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东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形势面前，即在军事上敌人从进攻转入防御，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进攻。这个决议的制定和执行，东北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了东北野战军手中，国民党军被迫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局面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统一思想
1947年4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作《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发言。陈云提出，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待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正面地坦率地明辨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否则就会助長混乱，不能解决问题。二是党内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
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党内必须既民主又集中。三是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他强调“四个服从”一个也不能少，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陈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辽东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干部党员思想不统一，加上战局复杂，经常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已经严重到影响军事决策的程度。因此，陈云认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势在必行。1946年，国民党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在敌强我弱、敌人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军连吃败仗。为应对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加强对南满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辽东分局，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工作，粉碎敌人的企图。陈云到达南满后，首先调整了辽东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加强了领导。他要求大家不论先来后到，不论有没有带部队，都要讲“五湖四海”，团结一致，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当时，对是否坚持南满斗争，领导干部之间有认识分歧。由于战斗的频频失利，很多党员干部对坚持南满斗争没有信心。加上南满党内分歧严重，领导干部间关系不和，还存在个人意见之争，对推进工作极为不利。对此，陈云从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着手，主张处理问题要有原则性。他说，迁就纵容“那就害了党员，绝建不好党的。照顾照顾，这不是建党，而是弄垮党”。为此，陈云系统论述了三条健全党内生活的指导性意见。
一是“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内部不团结，有隔阂，往往是有意见当面不讲，背后乱说，小道消息满天飞。碍于情面，对错误会上不正面批评，会下到处议论。不仅助长混乱，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陈云要求大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出于公心，态度诚恳，论事不论脸，拿事实说话，正面坦率辨明是非。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另外，被批评者要虚心接受，不充好汉，不爱面子，不一触即跳。陈云告诫犯错误的同志：“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因此，“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是“党内必须实行严肃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严肃党内生活的根本之策。它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实现正确集中。工作中意见分歧未得到有效解决，发生无原则纠纷，松松垮垮，互不服气，多半是因为没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缘故。一方面，主要负责同志不发扬民主，不尊重同志，家长制、一言堂，重大问题不经集体充分酝酿和讨论，置大家意见于不顾，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容易导致班子的貌合神离，甚至分崩离析。陈云强调指出：“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
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集中，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组织没有权威，不能形成强大合力，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严重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因而，陈云强调指出：“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是党员必须服从决定，遵守纪律，积极工作，履行义务。这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方面的重要体现。陈云把它单列出来，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因为在他看来，服从组织决定，积极努力工作，保障集中统一，以及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政治优势，也是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他说：“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社会环境复杂，个人观察方位不同，所持观点各异，在平等环境中，党内存在不同争论实属正常。争论归争论，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决定，个人即使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无条件服从。在党内，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陈云明确讲到“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重申了“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陈云关于健全党内生活的三条原则性意见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在南满党内实行，使分歧得到初步解决，促进了党的团结。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陈云一到南满，首先抓的就是领导班子，调整领导班子成员，统一领导班子成员思想，整顿领导班子成员中的无原则等混乱现象。领导班子建设好了，新的局面打开了，东北的党建就建好了。总而言之，陈云实事求是、论事不论脸的无产阶级立场为加强党内团结、为解决辽东党内分歧指明了方向，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顺利接管
1948年8月，陈云向中央写了一份题为《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反映东北解放区经济的最新情况和所采取的对策，并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意见，即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亚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来。这不仅是针对东北的情况提出和适合东北解放区的需要，也是在全国胜利局面即将到来的时候，向中央提出的一条重要意见。这是陈云从辽东分局回到东北局以后，也是从延安到达东北以后，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关于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报告。
为什么会写这份报告？原因之一是陈云正确认识到东北财经工作是日后组织全国财经工作的先导，要重视城市接管工作。自1948年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陈云正确处理了企业接收与管理的问题，为制止物价暴涨采取了正确对策。在出席东北局例会讨论城市工作时，陈云指出，有两点要在干部思想上搞清楚：（一）现在城市的作用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是战略进攻，现在是战略防御。因此，过去城市在我们手中作用不大。而现在，由于战争形势的改变，我们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大，城市的作用也大得多了。（二）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过去，刚进城市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应当明确，这些做法都不对，而且都不是治本的办法。治本的办法只有生产。要抓发电厂、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煤炭公司的生产经营，降低价格；
要想办法使那些没有多少活干的企业转业，生产对支前、对人民有用的东西。即使不能赚多少钱，起码可以安排城市劳动力。这是他对即将接手城市工作所作出的预见和判断。
原因之二是陈云在东北期间贯彻落实了一系列财经统一的方针，对统一财经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46年8月，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东北财经办事处。其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敌伪资财；
筹建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以代替其他货币；
稳定物价，整顿金融；
等等。9月，财政委员会提出了整顿财政的步骤，决定先由各省统一，然后实行东北解放区的整体统一。尽管陈云于10月27日前往南满任分局书记，但他的经济思想仍然得到了贯彻执行。如1947年1月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会议，确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方针；
又如1947年8月召开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作出《关于统一财政制度的决定》，無疑是陈云关于整顿财政思想的体现。1948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进一步贯彻财政统一的方针，迅速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于1948年末实现了统一预算、统一管理，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8年春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12个城市尚被敌占领外，其余140多个城市先后解放。因此，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实现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1948年8月，陈云起草了给中央的《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强调：“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为此，他提出了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和民主化，要重视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措施，为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沈阳。他创造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和迅速恢复秩序的办法，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肯定。
由此可以看出，这份报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军取得解放战争主动权，各解放区土改基本完成，接管大城市，从战争走向全国管理的战略预见。陈云指出把财经工作放到不亚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中财委，搞好全国经济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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