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三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1-2报告进一步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 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
作为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于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先导，也成为先进中国人生成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①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始终都是一个带有以“历史领域内的哲学”自诩色彩的名称。
反观“唯物史观”这个名称，它本身就是在公开地宣布，自己不是一种自我独立存在的哲学，而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见解，它只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之中。
所以，唯物史观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阅刘昱、陈海丰《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哲学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年版，第22-23 页。
在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尚未明确区分两者，因此本文所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可以被视为同一概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层面，也就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观进行研究②瞿林东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 年第1 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王贵仁在《从“史学革命”到“唯物史观”的传播》（《求索》，2008 年第8 期）中认为，唯物史观适应了近代中国史学“平民化”“科学化”的发展需要，并最终主导了近代史学的转型。
李维武通过《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 年）和《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多向度开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两篇文章，剖析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以及他如何将这一理论延伸到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
二是社会层面，主要考察历史唯物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传播①冯天瑜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1 期）中重点研究了五四时期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唯物史观的传播。
蔺淑英的《“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唯物史观探源》（《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11 期）和李勇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 年第12 期）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两个时期。。
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它必然要与长期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因此，本文拟将理论传播置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框架下，重点分析1919 年到1937 年间，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以及这一过程与革命发展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重要契机。五四运动爆发后，历史唯物论迅速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1919 年5 月5 日，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日开始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篇译文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历史唯物论。
此后，该报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罗素论唯物史观》等文章。《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也刊载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此后，李达、胡汉民等人也加入到译介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潮流中来。
可以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唯物史观的传播迎来了一个高潮。
但这一时期的传播仍存在局限：第一，报刊文章是传播的基本形式，这些文章只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一方面进行介绍，而且思想比较庞杂，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主义并存，读者无法从中了解历史唯物论的全貌；
第二，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知识阶层中②在本文中，“知识阶层”主要指知识丰富、见识广泛，且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
“普通民众”是一个与“知识阶层”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社会影响力有限的人。
普通民众依其对革命理论的接受程度又可以笼统分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党员团员、认同党革命主张的左翼知识分子、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学生，以及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
反动阶级不包含在这两个概念之中。。
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3］，必然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
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传播过程。
以大革命为界，这一过程又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宣传主义”已经成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4］。
1921 年5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③该书的作者是荷兰共产主义者戈尔特（Herman Gorter，时译为郭泰），原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向工人所作的阐释》。。
该书是中国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专著，它不但比较系统地说明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而且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科学、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问题。
这部著作“词义浅显，解释周到”［5］译者附言7，因而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上一件小事……有人思想崇实，以为现在谈主义者大概徒托空言……我并不固劝他们信从唯物史观，却想固劝他们把唯物史观底意识虚心地研究一番。”［6］
中共一大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7］。
1921 年9 月，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
为躲避当局查禁，出版社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发行部主要是在广州［8］。
该社的宗旨是“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9］。
1922 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前往湖南办学，出版社的工作陷于停顿。1923 年夏天，人民出版社迁往广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家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合并。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由广州迁往上海。
党中央认为，新青年社远在广州，不便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将该社迁回上海，更名为上海书店［10］。
此时，广东已经逐渐成为革命中心。
为宣传革命，党组织于1923 年底在广州创办平民书社。
1924 年前后，周恩来、张太雷等到粤工作，将平民书社扩充为国光书店，由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11］。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机构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契机。
创建之初，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图书49 种，其中就包括考斯基（时译柯祖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该书原定由张世福翻译。
但据学者研究，从1921 年年底至1922 年年中，人民出版社共刊行著作16 部，其中并无此书［12］。
但这本书的译介并未就此搁浅。
1922 年前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连载，后集结成册出版①连载情况参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 集），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662、664 页。
初创时期，《觉悟》由邵力子和陈望道主持，其在宣传方面的作用，详见晨朵《〈觉悟〉副刊对传播马列主义的贡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2 期）。
集结后书名仍为《伦理与唯物史观》（新文化书社1926 年版和教育研究社1927 年版）。。
新青年社、上海书店和国光书店也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三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唯物史观浅释》一书，该书由刘宜之著、向警予校②笔者明确查到上海书店版和国光书店版，关于新青年社出版此书情况，参阅《新青年社出版图书目录》，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 卷，华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3 页。。初版后，该书又以《唯物史观ABC》和《新哲学概论》的书名多次再版。
《唯物史观浅释》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影响。
1924 年，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向中央索要一批“同志急需看的书”，其中就包括了《唯物史观浅释》［13］。
1926 年，广东团组织将该书指定为“应研究的书”［14］。
共产党员杨贤江长期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只要读者来信询问有关唯物史观的问题，他几乎都会向青年人推荐这本书③详见《答湖南育才中学钟锡铃君》、《答湖南尚志学校孟伟君》、《答广州西关林郴君》、《答广州P．K．君》、《答浦东中学武君》，《杨贤江全集》第4 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775、836、868、881、975 页。
杨贤江（1895—1931），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唯物史观浅释》及其他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一批青年投身到了党的事业中。
黄克诚将军回忆，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唯物史观浅释》等进步书籍。
“通过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在我的思想上又引起了新的变化，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
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我最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道路，并决心去寻找中国共产党。”［15］
综上所述，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自己的出版机构，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一，出现了对历史唯物论有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如《伦理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解说》《唯物史观浅释》等。
从内容上看，这些书籍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相关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逐渐消失。
第二，继知识阶层后，党员、团员成为学习和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黄克诚等进步青年产生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自信，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掌握住了历史主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受到一定冲击。
1926 年，孙传芳查封上海书店。
同年11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开设长江书店，主要销售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上海书店恢复工作，并更名为上海长江书店。
“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后，两地的长江书店被迫停止工作［16］。
但革命的火焰并未熄灭。
大革命后，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从各地汇聚到上海，并开办了为数众多的左翼出版机构，如李达创建的昆仑书店、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杨伯恺创办的辛垦书店、潘汉年领导的创造社出版部、陈铭枢改造的神州国光社等。何兹全回忆：“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
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
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17］这些新书店共同组成了一张党领导的左翼文化传播网，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④关于左翼文化传播网的形成和发展，参阅邢科《左翼之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出版业——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载《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 年第4 期。
与大革命前专注于介绍理论不同，左翼文化传播网刊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在形式上变得愈发多元。
除直接阐述理论外⑤介绍理论的著作包括梅林著、屈章译《历史的唯物主义》（创造社出版部，1929 年），拉伯利奥拉著、黄药眠译《史的唯物主义》（江南书店，1929 年），普列汉诺夫著、刘侃元译《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春秋书店，1930 年），饶勒斯等著、青锐译《在历史观中底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辛垦书店，1930 年），河上肇著、巴克译《唯物史观的基础》（明日书店，1930 年），华汉编著《唯物史观研究》（现代书局，1930—1933），等等。，一些著作还将历史唯物论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实现了史论结合。这一方面使历史唯物主义变得更加具体、更易理解，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读者群，使更多人能接触到这一科学的历史观。
具体地说，1927 年之后，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成为唯物史观的载体。
关于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的影响，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①相关研究参阅张海鹏《发扬吕振羽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进程的精神》，载《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
田居俭：《郭沫若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载《郭沫若学刊》，2000 年第4 期；
吕希晨、何敬文主编：《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等等。。
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史和专门史。
（一）世界史
大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著作相继传入中国。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上田茂树的《无产阶级世界史》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
这部著作贯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述了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 在讲到工业革命的时候，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认为产业革命推动了“英吉利底经济上及社会上的大变革”［18］78。
可见，作者将科技进步——也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技的进步又源于“社会经验”，“讲到蒸汽船由何人发明，这个实在很难说；
大概是无量数的社会里的经验造成的吧，一切发明都是如此”［18］81。
而这些经验，又是人们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获得的。
这样，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就逐渐清晰了：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并在劳动中积累了社会经验；
社会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为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先进生产工具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最终影响了上层建筑。
可以看出，上田茂树已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结合在了一起。
而且作者的出发点是生产劳动，所以很容易得到另一个结论，即劳动者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这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正如作者所说，“可做下一代的世界底主人翁者是谁？ 这便是近代的无产者，最多数而且在悲苦的工钱奴隶阶级里的他们”［18］100。
自1928 年首次译介到中国，《无产阶级世界史》的4 个中译本先后由6 家出版社刊行17 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苏联的《阶级斗争史教科书》是另一部代表作。
这套著作共2 部，传入日本后调整为5 册，于1932—1934 年出版，1938 年续出第6 册。
直到20世纪80 年代，日本共产党仍将其视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19］。
30 年代发行的两个中译本系根据日文本译出：一个是神州国光社的《唯物史观世界史》，另一个是骆驼丛书出版部的《世界史教程》。
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两个译本均未出全②神州社出版第一、二、四册。
骆驼社出版第二册。
1933 年，谷萌计划重译该书，但笔者仅见序言部分发表在《世界文化讲座》创刊号上。
“谷萌”为朱镜我笔名之一，这版译文与朱镜我是否相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通俗易懂的《无产阶级世界史》不同，这套著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状况，从农牧业的产生发展到工业革命，从农村地区的庄园经济到城市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介绍得非常详细；
二是社会状况，包括了社会上层的权力构成和阶级关系等；
三是意识形态，也包括了通常所说的文化。
全书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原理展开：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内容；
二是阶级斗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它贯穿阶级社会始终。
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还包括上田茂树《世界历史》的中译本《世界社会史》（昆仑书店，1929年）、王纯一（杨匏安）编译的《西洋史要》（南强书局，1929 年）等。
区域史和国别史方面，高希圣（高尔松）编著的《欧洲革命史》（北新书局，1929年）和陆一远翻译的《西欧革命史》（复旦书店，1929 年） 叙述英国宪章运动、1848 年革命，并特别介绍了巴黎公社运动。
《物观日本史》（神州国光社，1932 年）是一部简明的日本通史，书名中的“物观”即“唯物史观”，作者认为日本历史只有通过唯物史观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20］。
（二）专门史
经济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载体，代表作是山川均等著、施存统等译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书店，1929 年）。
全书共三册，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史。
该书理论性较强，引用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以及德国经济学家哈克斯特豪森（A．Haxthansen）、新历史学派代表人卡尔·毕歇尔（Buichr）和历史学家毛勒（Georg Ludwig von Maurer）等人的观点。这套著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经济变迁。
正如作者所说，“经济史中心的任务，就在阐明各历史时代的生产组织与其变化，因为分配和消费，也是为它所决定的。
为生产组织的中心的东西，是所有关系，即是生产手段的分配。
生产手段归什么人所有？ 对于人类劳动力——直接生产者——与物的生产手段的关系上，人们是怎样的结合？ 阐明这些事，是经济史最重要的任务。”［21］《唯物史观日本经济》回顾了日本近代的经济发展，分析了日本的人口、土地关系、工业、农业、运输、贸易等方面的情况，最后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日本的对外扩张。
作者认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抑制了农业发展，所以日本必须进口食品，进口的增加挤压了国内市场，因此工业资本家必须抢占外国市场；
但日本的大肆扩张又与其虚弱的经济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使日本接近于爆发革命［22］。
社会进化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载体。
总体看，从19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的世界史观念经历了区别于循环史观的社会进步观、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观三个阶段。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1927—1937 年间，共出版社会进化史15 种，其中绝大多数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王子云编译的《社会进化史》（昆仑书店）强调了社会进化史的特点，“社会进化史与普通一般历史的不同之点，就在它的责任不是解明各单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提纲挈领间或证以具体的实例，说到社会进化史底共同路线。
简单地说，社会进化史所研究的，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底共同程度，表现了社会关系上的法则，及社会关系之新陈代谢”［23］。
可见，社会进化史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如何按照规律发展起来。廖划平编《社会进化史》（泰东图书局，1927 年）、陆一远译《社会形式发展史》（江南书店，1929 年）、库斯聂《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神州国光社，1930—1933 年）等著作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但都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
文化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个载体。
上田茂树的《世界历史》虽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其中重点讨论了文化互动问题。
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出发，探讨跨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该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影响，在全盘西化和固守中国文化本位之外，提供了一条吸收世界一切肯定成果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
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 年8 月）包括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智慧生活三个部分，作者强调文化就是生活，生活方式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由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方式又是由生产工具决定，所以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之基础。
由社会生产关系所产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叫作物质文化。
由社会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方式，即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作精神文化。
要这样去解释文化，才能获得这名词的真意［24］。
这部著作是中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文化史研究的较早尝试之一。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讲述了从商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化史。
与杨东莼相似，陈国强同样强调文化的经济基础，认为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25］。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同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物观文学史丛稿”包括王礼锡、陆晶清夫妇的《李长吉评传》和《唐代女诗人》。
王礼锡在序言中说：“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冒昧的尝试。
中国的出版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标准的中国文学史出现。
目前最流行的几种中，有的是以很隘狭的观点，去作机械的形式的整理；
有的是包举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作泛滥的论述。不但根据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来研究文学的发展，是不曾有过这样的书，就用正确的文学的眼光来作史的叙述，也还不曾出现于中国的出版界。因此，我就大胆的有这个《物观文学史》的尝试。”［26］序1-220 世纪30 年代，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文学史确实具有开拓性。
这一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影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
首先，《阶级斗争史教科书》的各种译本和《唯物史观经济史》理论性较强，吸引了知识阶层的目光。
鲁迅认为研究理论首先要看历史，其次是看唯物论，他阅读了《世界史教程》［27］，并将其推荐给青年人。
唐弢回忆：“鲁迅先生……告诉我《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对初学者颇有好处：简单，明了，容易接受。”［28］30 年代，吕振羽先后出版了代表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十余次引用和评论《唯物史观世界史》的相关内容①引用情况，详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 年版，第9、14、39、66、136、191 页；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62 年版，第12、42、83、85、116 页。。
其次，许多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作为教材使用，从而影响到了青年学生。
《无产阶级世界史》的四个译本中，一个是大学教科书，两个是中学辅导读物。历史学家马非百任教河南中山大学期间，将《唯物史观经济史》作为“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材［29］。
1933 年，燕京大学进步青年赵宗复与其他两位同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共同阅读《唯物史观经济史》，且边读边议。
“虽然这个读书会持续的时间不太长，但对我来说，却使我第一次读完了一本用唯物史观讲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30］1934 年，共产党人温健公在北平组织日文学习班，组织和指导梁寒冰等左翼青年翻译《阶级斗争史教科书》的第二册，并将这本译著纳入他编辑的“骆驼丛书”［31］。
青年们“先由全体参加译述者作缜密的讨论，然后分任翻译一部分；
译成后再由全体工作者互相审阅纠正，经讨论修正后再汇由孟辰、易适两君精密整理”［32］译序2-3。这加深了青年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梁寒冰后来成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历史学理论辑要》《中国社会发展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等。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还影响到了普通民众。
以《无产阶级世界史》为例，有读者认为，“全书优点在以最正确的眼光看过去的历史”［33］。
还有读者指出，传统史学“看不出‘人类为生存与繁荣而从事劳动以及劳动方法逐渐变迁与发达的历史’，更看不出将来历史进化的方面。这一种对于事实，没有充分的认识，单从观念上来作历史，我们称之为‘观念的历史观’。”［34］从1929 年到1939 年，共有4 篇关于这部著作的评论。
这些书评基本为短评，多直观感受，少学术探讨，应出自普通民众之手。
评论对唯物史观全部持肯定态度，说明历史唯物主义逐渐被民众所接受。
综上所述，大革命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
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史、世界史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相结合，转化为人民群众买得起、看得懂、记得住的知识成果。
这一文化上的“供给侧改革”大大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受众，使人民通过历史唯物论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35］唯物史观代表了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剧变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36］。
因此，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并决定了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强音，但学界对这一思想的认识还比较有限，对唯物史观以探索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参与讨论最直接的方式，而且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
但文章篇幅有限，只能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些“碎片化”的介绍，读者无法了解全貌。
共产党的创建为历史唯物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
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组织创办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并开始刊行系统介绍历史唯物论的著作。
这些书籍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因此理论性仍然比较强。
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国民党则加大了对出版物的审查，随后掀起了所谓的文化“围剿”。
但随着左翼文化传播网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在类型上逐渐丰富，在数量上大幅增加，甚至细化到了文学史。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性文章到理论性著作、再到多元性著作的过程。
这一“由点到面”的过程反映出革命形势推动唯物史观传播步步深入。
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传播到不同社会阶层，推动了革命发展。
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的讨论主义集中在知识阶层。
建党后，党员和团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成为研讨相关问题的重要力量，《唯物史观浅释》成为天津和广东团组织的主要参考资料便是一例。
大革命之后，唯物史观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唯物史观经济史》《阶级斗争史教科书》等成为教材或参考书，影响到了青年学生，而上田茂树的著作则赢得了民众的好评。总之，唯物史观呈现出从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的传播过程。
这一“由上到下”的过程使不同阶层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行”，从而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能”和“社会主义好”的信心，也深化了不同阶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人民群众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一部分人像黄克诚一样投身武装斗争，一部分人像梁寒冰一样从事党领导的文化事业，他们掌握了历史主动，推动了历史前行①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形成对比。
尽管日本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作出了探索，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后期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
福本主义主张，通过理论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组成共产党，这使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阶层，无法深入群众。
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在1928 年“三一五事件”、1929 年“四一六事件”，以及30 年代初的“热海事件”后，日本共产党逐渐停止活动。
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由于人民接受了党的主义和主张，因而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这使得党奋力前行并发展壮大。
从这个角度讲，革命理论“由上到下”的传播成为影响两国革命走向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7］9-10历史唯物主义以其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性说服了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持续奋斗，创造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奇迹，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生动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谋划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这要求我们全面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才能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要深刻领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7］41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27。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要深刻领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要深刻领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1］19、70。
猜你喜欢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湘潮(上半月)(2021年11期)2022-01-15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1期)2020-11-26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西方重构模式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2期)2020-07-2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正义观再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2期)2020-07-21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当代陕西(2019年11期)2019-06-24马克思主义穿起了中国的粗布短袄当代陕西(2019年10期)2019-06-03整体性视域下的功能解释唯物史观批判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5期)2016-11-24马克思主义的“破旧”与“立新”天津人大(2015年9期)2015-11-24记者的时代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平衡新闻传播(2015年22期)2015-07-18唯物史观下关于“礼”的起源的理论阐释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201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