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物之间

历史剧因多取材于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被黑格尔称为“向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因其题材的特殊性,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界对历史剧的理论和创作方法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1]争论焦点多集中在如何处理历史之真实与艺术之虚构间的关系上。作为新时期以来成绩斐然的剧作家,郑怀兴对于完善国内史剧理论,推动史剧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81年《新亭泪》的问世不仅让郑怀兴蜚声剧坛,更是让当时史剧界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把握有了新的思考。从1981年至今,郑怀兴笔耕不辍,他对于历史剧始终抱以极高的创作热情。继《新亭泪》之后,他又创作了《晋宫寒月》《要离与庆忌》《傅山进京》《青藤狂士》《乾佑山天书》《上官婉儿》《王昭君》等多部质量上乘、上演率高的优秀剧本。近日,他的新作昆剧《范文正公》问世,剧本不蔓不枝、汪洋辟阖。该剧秉承其一贯创作风格,既不拘泥于正史之凿,又不失创作之精妙。

《范文正公》通过《辞母》《作赋》《授课》《夜书》四折映画出范仲淹“执行教学” “戍边御敌” “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生经历。对于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的戏剧化创作,郑怀兴展现出其超凡的剧作技巧及炉火纯青的戏剧实力。

真实与虚构——历史剧中的人物定位

历史剧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和应剧作而生的虚构人物。一直以来,关于历史剧的争鸣多集中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上。其实,对于真实与艺术的探讨在戏剧创作中应先理清一点——人与人物的区别。

人物不等同于人,恰如米罗的维纳斯、惠斯勒的母亲不等同于女人。人存在于每天二十四小时之中,存在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时间之中;
人物存在于幕启幕落之间,淡入淡出之间,首页尾页之间。也就是说,进入戏剧创作之中的人,更像是一件艺术品,是对人性的一个深情的、有意味的、值得纪念的比喻。即使是名人,人们对他们的铭记也更多地将其作为人物而非人,因为其立传者对他们进行了小说化,编剧对他们进行了戏剧化,演员则赋予了他们死后的重生。基于此,历史剧中对于人物真实性探讨的立场应基于人物本身是戏剧化后的角色形象这一点来展开。可即便作为观众的我们,能够理智地提醒自己戏剧创作绝不仅仅是还原历史,我们仍难逃出对于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的固有印象,尤其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如何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位历史剧作家要面对的问题,郑怀兴在《范文正公》里对于这一点的处理值得剧作者们学习。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嬗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此为朱熹笔下的范仲淹。在《辞母》一折中,郑怀兴用虚构人物家僮小仆与丫环小艾的对白以及朱说(范仲淹)与母亲谢氏的话别道出“范仲淹二岁而孤”的真实经历。用虚构人物作引,展现真实人物经历,这是郑怀兴的匠心妙裁。打破时间的线性顺序,用一段回忆来连接过去与现在时空的手法,解决了戏剧创作中的时间限制与空间限制——丫环小艾的回忆让《辞母》这一折进入正题,随着回忆的结束,时空又被拉到十年后。

[音乐声中画面切回到小仆

小艾。

小仆 他们母子相约十年为期,之

后——

小 艾 之后先生到了应天书院,发愤

读书,五年就考上进士,接母

亲上任去了。哦,他还上书朝

廷,请旨改回了范姓!

小 仆 朝廷恩准了吗?

小 艾 恩准了,不但恩准他返宗归

租,还赐封其母为夫人呢。

小 仆啊,还赐封其母?

小 艾 对呀,当时官家是真宗,皇后

刘氏垂帘听政,见了先生的表

章,夸他孝道那。

小 仆 刘太后真是先生的恩人呀!

(音乐停)不过,先生37岁被

荣召进京为秘阁校理时,上的

第一封奏章,好像得罪了刘太

后?

小 艾 是呀,官家要在金殿为刘太后

拜寿,满朝文武,只有范先生

站出来反对,说这样有损皇上

威仪,应在内宫拜寿就好了。

刘太后很生气,让参政晏殊,

也是他的恩师,训斥先生,不

要忘记太后有恩于你,要好好

守规矩,不得乱开口。

小 仆 他的朋友梅圣俞知道这件事,

还写<灵乌赋》寄来,劝他不

要多嘴。

小 艾 不知范先生这一肚子委屈,要

如何向夫人诉说呀!

小 仆 你知道先生的夫人吗?

小 艾 知道知道,先生在应天书院读

书时,就被一位同窗的妹妹看

上了!

小 仆 对,那位妹妹就是李夫人,夫

人出身官宦世家,知书识

礼一

[音乐进、画面进,下雪。李

夫人拿汤婆等待一

[音乐继续。

同样是小仆与小艾的对话,谈话间十年已经过去。家僮与丫环的对话,向观众展现出范仲淹幼年而孤、辞母求学、高中进士、改姓归宗、迎娶李氏、殿前直谏这一系列人物际遇,一气呵成、不蔓不枝。一场对话讲述十年变迁,從现时时空引出过去时空,又从过去时空回归现时时空,这是剧作者的虚构自由,更是艺术创作之于创作者的无限空间。以两个虚构的人物去展现范仲淹作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的经历与情感,这是作为真实的人与虚构的人物之间一种巧妙的连接和共生。

《辞母》中的母子情、 《作赋》中的夫妻情、 《授课》中的师生情、 《夜书》中的家国情,无一不是范仲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情感,更无一不是作为剧中人物的范文正公被戏剧化后的情感。四折中的人物经历、人物情感贯穿着人物精神,层层递进。郑怀兴对范仲淹这个人物情感的细腻描绘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正直、不屈进取的人类精神的赞美与歌颂。人往往代表他们自己,人物则象征人类精神。可以说,走进戏剧中的人通过人物化的过程已经实现了功能提升与思想升华,这正是基于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创作所带来的升华,更是戏剧创作的魅力之所在。尊重真实的人物经历,赋予符合现代语境的人物情感,这是郑怀兴在虚与实之间找到的一种平衡。

情节驱动与人物驱动——编剧的抉择

情节是具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情节也是对事件的安排。人物是情节的载体,导致情节的发生。二十世纪中期,影评人发明了情节驱动和人物驱动这样的术语,用来标志好莱坞影片与欧洲电影的区别,后来,这种术语也被书评人引用,用以评说严肃文学和畅销小说的分野。时至今日,情节驱动与人物驱动成为了影视和戏剧评论中常见的名词。

在戏剧创作中,情节与人物哪个更重要?如阿契尔在《剧作法》中的论述:“如果没有被我们称作人物的那种东西,一部戏还可以存在,但没有某种行动的话就不行了。”他又说道:
“行动必须为人物而存在,如果这一关系弄反了,戏可能会成为精巧的玩具,但不会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2]。阿契尔的这段论述代表了业界大多数创作者的一种观点:人物创造情节,而非相反。

一个故事的内部驱动力究竟该来自于具体的事件抑或是人物本身,这一点在创作中并无一成之规,这是编剧自己的抉择。换言之,编剧想表现的是命运中的人物还是人物创造的命运,这是根据编剧想表达的主题而决定的。

郑怀兴在《范文正公》中显然选择了人物驱动,人物驱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人物本身的主动选择创造了自己的发展曲线。诚然,大多数剧作者在处理历史剧时更倾向于选择用一个人物的人生际遇去彰显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点概面地表达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联,但郑怀兴没有这么做。他选择的是淡化时代背景,强化人物动机和人物动作(此处动作指的是人物根据事件的发展所做出的反应与选择)。因家贫而外出求学,发奋读书考取功名这是剧中的范仲淹主动的选择,这也是故事开篇第一折《辞母》的主要情节;
蒙受皇恩,改换姓氏,返祖归宗,但正因感念圣恩才上疏直谏,这依然是范仲淹作为一个正直刚毅的忠臣的主动选择。第二折《作赋》将范仲淹的心声表露无遗,这些心理描刻着重突出人物的主动出击,而非被动抉择;
第三折《授课》中出于提点后辈的初衷,范仲淹主动规劝武将狄青读书治学,此处依然是人物的主动选择;
第四折《夜书》中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对白实则是范仲淹内心冲突的语言外化,他不是不知时势艰难,不是不知仕途多舛,纵然知晓这一切,依然选择“气不馁志不堕依旧忠心”。

[音乐起一

[灯光照在书案前,范仲淹正

在提笔构思。

范仲淹 (唱【引】)

滕兄嘱写《岳阳楼记》,

思绪翻腾似长江!

范仲淹 (念)一写起岳阳楼就想起滕

子京,

志同道合深交情。

[在音乐声中,滕子京于范仲

淹的幻觉中出现。

滕子京 (念)筑海提御海浪同甘共苦,

共直谏不怕贬冷眼浮沉。

范仲淹 (念)庆历初幸官家对咱信任,

行新政开新局雷厉风行。

滕子京 (念)谁曾料流言起风云突变,

范中淹 (念)被打成是朋党百花凋零。

滕子京 (念)你参知政事贬州牧,

范仲淹 (念)你京官顿成了屈子行吟!

滕子京 (念)你邓州我巴陵远隔千里,

气不馁志不堕依旧忠心。

范仲淹 (念)升也罢,贬也罢,

荣辱从来并不惊。

滕子京 (念)我把岳阳楼来重建,

兄乃为此楼写记最合适的

人。

范仲淹 (念)兄重修岳阳楼功德无量,

接邀请我与有荣焉激动

莫名!

滕子京 (念)你一开头赞谪守谨防寻

衅.

兄用心良苦又惜墨如金!

范仲淹 (念)能知你者我范仲淹也,

滕子京 (念)能知你者乃我滕子京!

[范仲淹与滕子京同时放怀大

笑。

从第一折到第四折,关于范仲淹对时政的抨击和对仕途不公的怨怼几乎不着一字。相反,郑怀兴始终让他笔下的范仲淹以积极进取、正直勇敢、豁达坚毅的形象示人。这既是一个剧作者对历史人物范仲淹隔着岁月长河的遥遥致敬,更是他对自己笔下的范仲淹作为一个戏剧人物的主觀塑造。

理想自我与道德想象——人与人物的终极融合

戏剧人物的性格通常与我们日常生活中人的性格不同。剧中人物的性格不特指人物个性,它更多地表现为人物的动作——人物的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简言之,剧中所展现的人物性格多是基于人物道德观所做出的抉择。现实生活中的人可能会因为心情的变化而做出相对应的行为,可以没有具体的依据,甚至可以毫无原由全凭本心,但剧中人物的每一个行为都理应基于因果,具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才能被称之为情节。在戏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由人物动作来体现,而人物动作的缔造者则是编剧。换言之,编剧决定了剧作中人物的自我。与真实的人类自我所不同的是,人物的自我始终要为情节服务,而情节则是为主题服务。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人物时,我们可以推测,这是编剧有意为之精心塑造的结果。

诚如《范文正公》剧本中所传达出的主题那样——一个人在跌宕不定的时局之中,要始终自持自省;
一个人在面对命运的不公时,要始终主动出击,不随波逐流,更不要违背初衷;
一个人在个人与家国之间,要始终心怀天下,坚毅豁达。这或许正是郑怀兴想通过《范文正公》传达的主题,是他赋予范仲淹这个人物的理想自我与道德想象。

这种理想自我与道德想象一部分取材于范仲淹本人的经历,另一部分则归功于编剧郑怀兴的艺术创造,他通过四折故事一步步强化了人物的政治追求,一次次彰显了人物在逆境中的不屈与坚毅,最终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达到高潮。

参考文献

[1]焦振文,回归学术:“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戏曲:批评与立场》述评[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9. 33 (03).

[2]拉约什·埃格里.编剧的艺术[M].高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74.

王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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