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尧山圣母信仰具体体现为当地居民对尧山圣母庙的祭拜。唐宋时期，人们主要向圣母祈雨，后圣母功能逐渐多样化、人民信仰的对象日益多元化、官方正祀逐渐民间化，形成了完整的信仰礼仪和组织。尧山圣母信仰得以延续和传承的主要原因在于圣母信仰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满足了传统社会乡民求子的内心诉求，发挥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作用，维护了当地社会秩序的需要，受到当地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尧山圣母信仰作为根植于乡村社会生活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乡民行为的教化控制、乡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尧山圣母庙会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交流。
关键词：尧山圣母庙；
民间信仰；
社会整合；
精神文化；
经济交流
中图分类号：K892.4;I20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067-04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在民间社会普遍流行，由普通民众自觉信奉并推崇的一种观念或思想。它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从社会角度来看，民间信仰不仅反映区域社会的生态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而且与乡村社会的结构、生活和功能密切相关。”［2］本文通过对尧山圣母信仰在当地社会产生背景、传承原因以及对当地社会影响的简要分析，以展示尧山圣母信仰与当地社会之间密切的联系。
一、尧山圣母信仰
（一）尧山圣母庙
尧山圣母信仰具体体现为当地居民对尧山圣母庙的祭拜。在陕西蒲城县北部，有一座石质孤山名叫尧山，尧山的得名不知始自何时，至少在唐代已有此名。《唐书地理志》：
“光陵，在奉先县尧山。”［3］
在堯山南坡山谷中有一泉眼，传说泉水取之不竭，当地人把它当作圣地，并在此修建圣母庙，也称作灵应夫人祠。祠庙的初建年代已不可考，清康熙五年（1666年）《蒲城志》载：“灵应夫人祠在尧山，唐咸通中有碑云：自古灵应一方，不知肇兴何代，行祠在东门内。”［4］说明至少在唐代已有此庙。圣母庙经过历代重修，规模不断扩大。但文化大革命对庙宇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为了保护文物，才对庙中建筑进行了修复。庙内主要供奉尧山圣母像，左右分别为童男、童女像。圣母殿外，还有财神庙、四神庙、龙王洞和娘娘庙，这是尧山的主庙。此外，为了迎合旧时的接送神仪式，尧山附近的村庄分为十一社，在每个主社所在地又各建一分庙，共同构成了以尧山灵应夫人祠为中心的庙宇群。它们是承载尧山圣母信仰，举办信仰活动的物质载体。
（二）尧山圣母信仰的发展
尧山圣母的形象和她所具有的灵异功能是从当地留下来的传说和历代碑刻中得知的。传说圣母是尧的女儿或者妹妹，又或者是娲皇的女臣，曾对尧有救命之恩。虽然其真实性存疑，但这丝毫不动摇圣母在当地信仰中的权威。对尧山圣母的祭祀从唐代就已存在，至明清时已成为一种普遍信仰。通过梳理民间对尧山圣母信仰普遍化的过程，可见尧山圣母信仰具有以下发展特征：
一是圣母功能的多样化。圣母被当地民众普遍视为雨神。人们最初对圣母的信赖和尊奉就来自于她的赐雨功能。从唐宋时期开始，朝奉尧山的主要目的就是祈雨。传说尧山圣母掌管天上三分水，并且经常赐雨给人间，关于求雨灵验的传说有很多。明清的碑刻中也记有很多当地官方和民众求雨之事。清乾隆《蒲城县志》记载：“尧山，在丰山东，有灵应夫人祠，祠东有粧鉴泉，西有龙池，泉水清冷不竭，时或愆旱，酌其水雩祭则雨。”［3］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重修尧山圣母碑》记县令张澜求雨之事，“往岁亢旱，公步祷于山，甘霖立沛。”［5］民间在遇到干旱时，也多自发组织上山求雨，并且一求便应。
圣母还被视为当地的保护神，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当地流传有很多尧山圣母乐善好施、惩治恶人的事迹，如尧山圣母惩贪官、罚恶棍、惩忤逆、救郑恩、赐雨露、不伤人等各种传说，使得人们对于尧山圣母是又敬又畏，信而不疑。
此外，圣母兼具母性色彩，是人们心目中的送子神。《增修尧山碑记》中载：“尧山圣母者，蒲邑之保障也，兴云布雨，锡麟胤凤，合邑称福神也。”［6］236圣母的功能除了赐雨之外，又增加有赐子、延寿之意，在当地广泛流传“蒲城有个尧山庙，庙内圣母很灵验。不如上山去许愿，求得一女或一男”的民谚，民众多祭祀圣母，以期达到延续血脉、传宗接代的愿望。
二是信仰对象日益多元化。自唐以后，随着信仰的不断发展和对圣母殿的增修，逐渐由原来的单一信仰主体演变为以圣母供奉为核心，诸神共俸的群体式格局。康熙年间，善士成茂纯率各社乡民在尧山大兴诸庙，其中头社创修龙王洞，八社增修马王洞，六社创修三圣母祠，三社重修岳鄂王神像等，这样由原来单一的圣母殿，扩建为以圣母殿为中心，掺杂诸多神明在内的神庙建筑群。
三是由官方正祀逐渐民间化。对尧山圣母的祭拜古已有之，自唐代开始获得官方认同。《顺治九年尧山庙碑》记“尧山神庙，敕建自唐，封曰灵应夫人。”［6］334到宋崇宁二年（1103年），“有司以祷雨辄应，奏其事于在所，遂敕封焉。明天启中，邑令王佐申请载入祀典，清明日祭。”［6］245至此，尧山圣母纳入地方正祀。而至清代，“迨经乱祀废，庙宇渐圮。”圣母庙逐渐被民间村社组织接管，成为地方民众一种稳定而持续的信仰活动被沿袭下来。
四是信仰仪式的规范化。1000多年来，人们对于圣母的信仰不断延续，发展，最终成为蒲城地区的一种普遍信仰，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仰礼仪和组织。尧山神社是当地一个庞大的群众信仰组织，下设有十一社。“社”是古代信仰神灵的信徒组织，接送神仪式和祭拜活动的举办都以“社”为基本单位轮流举行。每一社是以一个主社所在村庄为中心，相邻的若干村庄共同组成。每社轮流于每年清明之日上尧山迎神，将圣母接至本社，于本社供奉一年，次年清明之日送回，再由下一社迎神。迎送神前后主社还要举行社火、唱戏、庙会等活动。并且保存有一些地方传统风格的节目：斗子旗、花杆、八仙、花鼓、尧山大鼓、挑花担等。这些信仰活动深深融入到当地乡村社会，成为当地居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二、尧山圣母信仰得以延续、传承的原因
尧山圣母信仰在历史的变迁中得到不断的延续、发展，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就其自身和外部都具有满足当地社会需要的条件。
（一）圣母信仰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
“信仰是人类意识对自身生存背景、条件、历史和结局的整体审视和全面反映。”［7］尧山圣母信仰是人们面对当地干旱的自然环境和农耕经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诉求，是人们由现实需要而找到的一种精神寄托。尧山圣母信仰首先是一种雨神崇拜，其祭拜的形式和目的多表现为祈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蒲城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北部，地处西北内陆，这里常年多干旱天气，水资源严重缺乏。明清时期常发生旱荒，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三年，大荒，人相食”［8］，可见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由于灌溉水源的不足，需要降水补给。降雨的稀少就使得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对神灵的信仰上。尧山圣母庙作为当地重要的民间祈雨场所，前来求雨之人很多。“远迩族姓，接迹瞻仰。盖纷如云凑而雨集焉，岁亦差丰。”［6］245
（二）圣母信仰满足了传统社会乡民求子的内心诉求
在流传的圣母传说中，圣母以女性形象示人，特别是关于圣母救助小孩的传说，为圣母增加了母性的光辉。到清康熙年间，善士成茂纯又在圣母殿旁创设松子圣母、保婴圣母、撒痘圣母三像，圣母的送子、保子功能更加彰显，这既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内心最原始、最根本的传宗接代的心理诉求。在封建传统社会，特别是宋代孝文化的推崇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求得子嗣便成为民众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心诉求。所以女性所承担的生育压力就会很大，这也是在历代碑刻中所见“善男信女，靡不云凑而雨集”的重要原因。
（三）圣母信仰发挥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作用
圣母扶弱济贫，惩恶扬善的法力和神威，使得当地人民对她又敬又畏。当地流传有很多关于尧山圣母惩恶扬善的故事，如尧山圣母救助受狼威胁的小孩，为百姓治疗瘟疫，体现了圣母善良和慈爱的一面；
而且，对于偷香钱之人，不敬神之人、陷害他人之人以及贪官污吏都给予严厉的惩罚，又视圣母为正义的化身。圣母被添加了人性的思想，被视为社会道德的典范。通过祭祀仪式和民间故事，从有形和无形之间对人们进行了道德教化，使人们崇德向善，客观上对当地居民的行为起到了约束和规范作用。
（四）圣母信仰是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需要
现实生活中，作为信仰组织的十一社之间及各社内部在举行信仰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利益冲突和纠纷，《订立合同碑记》中同社李姓与刘姓不和，经同社其他村民，经同社邻村亲友讲和［6］326，这体现十一社组织在传递信仰之外而发挥的乡村自治功能。它通过轮流管理、一社一年的方式有效协调各社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有序运作。尧山圣母作为当地的共同信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对于圣母的敬畏，使得当地居民不敢做坏事，只能遵章守法，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五）圣母信仰受到当地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
尧山圣母庙从唐代发展至今，其间有过兴衰起伏，但总体来说，其寺庙规模不断扩大，信众越来越多，信仰活动更加丰富。这得益于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从历代碑刻中看出，唐宋至明清，许多地方官员都曾为民请命，上山求雨，且一求就应。而作为报答，他们或是申请敕封，使祭祀纳入祀典，或是出资对庙宇进行重修。如清《顺治九年尧山庙碑》（1652年）中记有“明天启乙丑大汉，邑侯溯汾王公，躬虔祷焉，雨果立应。遂请诸上台，允载祀典，定期春秋祭。”［6］221官方的支持和肯定，加强和扩大了圣母庙在当地的权威和影响。此外，一些地方士绅积极参与圣母庙修建，推动了信仰的持续发展。例如，明嘉靖年间赋闲在家的官绅李应策，对尧山庙事极为热心，首先捐金施粟葺补庙貌，复率诸社大修尧山，他还向官方建议将尧山祭祀纳入国家祀典，这使得明初衰落的尧山庙得到复兴。清康熙年间善士成茂纯，利用在地方的声望率领十一社民众大造尧山，“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期间工程不断，”［6］230增修了许多尧山新庙，使尧山庙貌大为改观。当然，十一社社首在祭祀礼仪上的传承对于信仰的延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组织和领导社民定期祭祀，而且在民众中传播信仰，从而保证了尧山圣母信仰的延续、发展。
三、尧山圣母信仰与社会生活运行
“所谓社会生活就是某一生活共同体内民众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交往生活。”［9］民间信仰是由传统乡村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一种精神活动，满足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世俗性需求，它服务于地方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有序运行的推动器。
（一）圣母信仰便利了对基层社会的管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家行政权力只延伸到县，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处于官府触摸不到的空白区。尧山附近的村落即是如此。为了弥补基层统治的不足，地方县令、长官通过推崇圣母信仰来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从唐宋敕封灵应夫人号，到明代纳入官方祀典，并以社为单位，组成以圣母信仰为核心的信仰组织，定期举行祭祀仪式，这体现了古代政府通过神灵崇拜方式对县以下的基层社会进行管理。而到了清代，随着民间信仰的发展，圣母信仰不再列入国家祀典，而成为民间不断承袭下来的区域性信仰，也反映出明清封建政府对于基层社会和民众管理的松弛。
（二）圣母信仰促进了地方的社会整合
作为尧山圣母的信仰组织——十一社，形成了以圣母信仰为纽带的祭祀圈。“社”是以一个大村为中心，相邻的若干村庄一起组成的一个信仰单位。它是基于共同的信仰而建立的跨村落的联合组织，突破了传统行政村落的藩篱，将一个社的居民从精神上凝聚起来。这十一社既是一个信仰组织，也是一个乡村的自治组织。同一个社的居民共同举办接送神仪式和各项活动，共同承担修庙、护庙的责任。信仰儀式和活动的举行往往调动全社居民共同参与，并在活动中努力配合，这就打破了村与村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加强了村际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合作和交往。同时，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维护庙宇的共同利益，增强了社区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此外，祭祀仪式和活动的举行，寺庙的修建往往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社区之内富人多出钱，穷人多出力，主社出物多于帮社等等情况，一方面协调了群体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促进地区之间的资源整合。
（三）圣母信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
尧山圣母信仰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包括种类丰富，场面盛大的祭祀活动。其主要活动包括迎送神、庙会、社火、唱戏等。清咸丰六年（1856年）记尧山迎神社事“历十余年，摇旗扬幡，鸣锣击鼓，今岁迎来，明年送往。”［6］15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蒲城志》卷一中记有一社祭祀圣母时的社火场景“旗帜飞扬，金鼓喧腾，殆如狂然，最属淫祀。”［6］43民国以后，社火的形式更加丰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除了一些常见的鼓乐、舞狮、舞龙、竹马、秧歌舞、旱船、大头戏、打花棍、芯子烟火等外，还有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如斗子旗、花杆、八仙、花鼓、尧山大鼓、挑花担、仙鹤高跷等，这些社火节目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过去农民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生活，精神生活极为贫乏。而祭祀活动中增加了如此丰富多样的节目，更加满足了乡民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社火节目在娱神的同时具有了娱人的功能。
（四）尧山圣母庙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交流
尧山圣母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极具包容性和灵活性。从明清发展以来，虽然祭祀活动的性质未变，但活动的内容和种类更加丰富。特别是庙会，尧山庙会从清明前一天开始，至清明后一天结束，共历时三天。它是一个经济交流和物资交换的场所，虽然时间短，但其辐射范围很大，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庙会期间，各种贩夫走卒，私营工商业者从附近地区甚至百里之外赶到这里，售卖自己的各种商品。十一社群众也前来赶会，借此机会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庙会商品种类繁多，品种齐全，有“农药、化肥、种子、树苗、猪娃、羊、小农具及日用百货、电器、生活用品等，也有各种饮料、地方小吃，如削面、切糕、凉粉、凉面、粽子、饸饹、油糕、肉夹馍、凉皮等，还有一些药品、手工艺品摊位［6］53。各种各样的商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也给居民提供了物质上的方便。不同的商品有来自十一社各社区内部的，也有外来的，这样就促进社区之间以及本地与外地之间的物资交流，使人们之间建立起经济上的联系。庙会的举办也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促进经济的发展。
区域民间信仰既是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反映，是人们基于当地的社会实际和生态环境而产生的思想意识。反过来，作为一种神灵信仰，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起到指导和控制作用。尧山圣母信仰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区域性和世俗性特征愈加明显，不仅适应了地方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对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统一、正常运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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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泽念（1990—），女，汉族，山西晋城人，单位为长治学院历史与旅游管理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责任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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