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昱翔 刘勇
摘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讲话》中蕴含着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艺创作三重逻辑已经成为我们党指导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南。从价值逻辑来看，文艺创作要坚守人民情怀；
从历史逻辑来看，文艺创作根源于人民实践；
从现实逻辑来看，文艺创作要满足人民需要。从这三个维度重温《讲话》的核心内容和理论贡献，是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让《讲话》精神在继承中发扬光大，继续引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毛泽东；
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创作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3）02-0099-08
文艺创作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传播载体，文艺创造活力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一环。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诞生以来，众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深入探索，创新文艺创作理念，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结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核心和精华部分。《讲话》尽管是在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但对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问题的阐释与指引，以及《讲话》中蕴含着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艺创作三重逻辑已经成为我们党指导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重温《讲话》的核心内容和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从价值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厘清文艺创作理念的生成脉络，深入挖掘文艺创作理念形成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和丰富内涵，使《讲话》精神在继承中不断发扬光大，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引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文艺创作的价值逻辑：坚守人民情怀
“文艺为什么人”这一基本问题，在延安座谈会召开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达成共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96-97。而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坚守文艺创作的人民情怀，强调“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3]858，将其上升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857的高度。同时对于文艺创作应当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导向，以及文艺工作者应当密切联系人民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阐释。
（一）坚守人民情怀，文艺创作首先应当站在人民立场
文艺创作的立场问题是文艺工作者首先需要认真回答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拉萨尔创作的《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中所宣扬的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表达了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当作品的核心内容站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广大的工人平民角度上进行书写时，才能够还原反映历史的原本面目的观点。唯物史观表明，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世界历史活动的实践主体。人民在创造了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产生了文化艺术。在延安时期，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深入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国各地的文艺创作者为了寻求心中的文化光明，找到一个理想的创作环境，纷纷奔赴象征着自由、民主、包容的延安圣地。然而，大批文化人的到来虽然使延安成为当时抗战主要文化阵地，也同样带来诸多创作难题。一方面，从亭子间来的众多文艺工作者自身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不要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主张文艺创作的自由独立性，从而产生了众多晦涩难懂、孤芳自赏的抽象文艺作品，严重脱离了当时革命与斗争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未弄清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在文艺创作的内容和态度上，比如对于抗战与革命应该诋毁还是歌颂，是否应该只揭露黑暗而放弃宣扬光明，歌功颂德是否就是公式主义等问题摇摆不定。为了解决这些文艺创作不良风向，充分发挥革命文艺教育团结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作用，使文、武两个革命战线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顺利前进，毛泽东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3]848。随着人民大众立场确定，文艺创作的态度问题也就转换成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对于敌人，即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应当及时揭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坚决地打击他们，打倒他们；
对于统一战线的同盟者，应当有联合有批评，以是否反抗战反共反人民作为评判标准；
对于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于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当赞扬他们；
对于人们的落后思想和缺点，应当长期耐心教育帮助，而非抛弃敌视他们[3]849。只有坚守人民情怀，文艺创作站在人民立场上，“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3]852。
（二）坚守人民情怀，文艺创作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目标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艺创作目标导向的思考，大都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将文艺视为一种能动性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使文艺成为人民精神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毛泽东在坚持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推动力基础上，将文艺创作的对象——工农兵和人民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三种错误的文艺创作服务对象，即为剥削压迫者服务的封建地主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反对无产阶级的超阶级文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进行猛烈的批判。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化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封建的文化，而在新文化中诞生的新文学新艺术理所当然地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并在《讲话》中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863当然这里的工农兵和人民并非抽象和一成不变的概念，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对象范围的变化，本质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事实上，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在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发出了“文艺创作为民”的号召：“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4]264-265希望文艺创作真正归属并服务于人民。坚守人民情怀，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作目标导向，“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887。
（三）坚守人民情怀，文艺创作关键在于密切联系人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约束制约下人类思想精神世界中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而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必须密切联系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也就是人民群众。毛泽东深知文艺创作的关键在于密切联系群众，他在《讲话》中阐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860。面对当时存在的众多文艺创作者感受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文艺内容语言无味，严重脱离现实等现象，毛泽东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方法。一方面，文艺创作者要深入到人民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秉持“先做好人民群众的学生再做人民群众的先生”的创作态度，确保文艺作品是对人民生活和时代风貌最真实的反映。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内容并非局限于消极机械地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状态，它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因此知识分子要对自身的思想进行彻底改造，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教育带来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感情，对无产阶级产生心理上认同，在文艺创作加工转换过程中避免夸大、歧视、虚化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这样产出的作品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认可，否则“就只能做鲁迅在他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3]861。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精辟地指出：“文艺创作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的、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5]319人民是文艺之母，文艺工作者只有真正深入人民之中，深切体会到人民情感，把自己的生活与情感真正与人民融为一个共同体，才能创造出人民的文学与艺术。
二、文艺创作的历史逻辑：根源于人民实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的文艺创作理念并非从天上掉下凭空产生，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历史的主体性和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和运动的探讨，与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从文学艺术抽象概念出发，单纯地从形式、审美、价值等方面看待文艺不同，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3]853那么实际是什么呢？从文艺创作的历史必然性来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任何一个时期，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文艺创作根源于人民实践。
（一）人民实践为民主革命时期文艺创作指明前进方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艺术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自在自由的劳动实践。文艺创作可以是对自然界客观实在性的单纯描绘，也可以是人类社会情感价值的生动表达。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以强大的武力破开国门后，中国始终处于迷茫被动地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境遇。中国革命在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尝试失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意识到人民思想精神层面上的匮乏难以支撑先进的器物和良好的社会制度，于是《新青年》应时而生，不仅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提供了文学与艺术创作的阵地，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中不同思潮的摩擦和碰撞，具有启蒙性质的文艺其创作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甚至自相矛盾的特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瞿秋白、鲁迅等文艺创作者根据人民革命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文艺创作的基本方向，以及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大众性等理念的提出，皆为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积累着质变基础。在经历了20多年的人民艰难实践后，文艺创作前进方向逐步明确，终于在《讲话》中达到成熟，确立了文艺创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前进方向。一方面，面对一些人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浑浑噩噩，毛泽东意识到要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意识，文艺创作应该将矛头直指中国革命，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也要为中国革命服务，“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861。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创作在战争的环境中应更多地展现出政治上的实用性，否定托洛茨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
艺术-资产阶级的”[3]866思想，并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制定了“艺术-政治”的样态，虽然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两者并列辩证关系，但就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艺术性极高，但在政治上却反动反抗战的作品，无疑给予沉重的打击与纠正，“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3]866。
（二）人民實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文艺创作提供不竭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情势发生巨大改变，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任务基本完成。面对新生的共和国和新的历史阶段，如何迅速转变文艺创作内容，建立起宏大叙事视角，呈现出崭新历史主体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是选择崇尚英雄主义，重视个体精神的欧洲现代文艺创作方法，还是选取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描绘手法的旧文艺，另外革命文艺是否能够继续有效促进引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于中外新旧文艺的态度的阐述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3]853而如何进行改造和增添新的内容，依旧是根源于人民实践。秉持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创作理念，革命文艺内涵进一步丰富，成为一种“新颖的文艺”，突破了原有界定的文学艺术概念范围和表现形式，不仅重视创作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注重作品的社会与美学价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要的创作方法。与此同时，文艺创作与人民实践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文艺工作者在坚持文艺创作来源于革命实践和人民日常生活，联系自身的经历经验的基础上，更需要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赋予作品血和肉，从而引起读者观众的共鸣。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践中重新定义文艺，丰富创作内容，拓宽创作形式，重视创作价值，才实现了对封建传统文艺和五四运动前近代启蒙文艺的双重超越，并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文化事业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进一步坚定信念，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扫去近代一切灰暗沉沦的阴霾，向全世界展现出一个蓬勃向上，“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6]709的新中国。
（三）人民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创作开启新篇章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夜以继日、艰苦奋斗的长期追求，缺少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各国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精神文明却略显匮乏的时代，现代文艺创作似乎在市场和资本的影响下走向误区。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理论依据，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后期，在政策实施的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失误，但这并不意味着《讲话》这部经典著作对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已经过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强调，文艺创作依然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5]317。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就在人民实践中不断恢复和发展，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走向兴旺，开启新的篇章。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革命文艺虽然具有宏大的叙事视角以及红色基因元素，但在自由竞争的文艺创作市场里并不占据优势，然而这绝非革命文艺与生俱来存在的缺陷，诸如《革命者》《长津湖》等红色革命系列影视作品坚持还原历史原本面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时取得良好的口碑和市场票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接受洗礼，让人民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7]艺术最高境界观点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创作的人民实践过程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成果，即文艺既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和服务政治，也可以回归文艺自身的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对客观实在的审美。
三、文艺创作的现实逻辑：满足人民需要
在确立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后，对于文艺如何服务人民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反对，“最没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3]860，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严守科学理性，从社会现实出发，将在人民生活中取得的原始素材经过艺术转换后更加强烈、更加尖锐，更加具有代表性地反映实际生活，进而起到使人民警醒、感化、奋进起来，满足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各项需要的作用。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中高度赞扬德国画家许步纳尔所创作的《西里西亚的织工》，认为它“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8]589。正是那“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贫困作了鲜明的对比”[8]590，在使人们感到不幸和残酷的同时，有效地唤醒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给予其批判的武器。面对新的文艺发展阶段，文艺工作不仅要坚守人民情怀，创作内容植根人民实践，更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紧随时代主题和风貌，弘扬中国精神，聚焦于人民需要和诉求。
（一）满足人民需要，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繁荣兴旺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9]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稳固的领导集体制定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繁荣兴旺的根本保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承担着复兴民族文化和繁荣世界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文艺创作的党性问题：“一切的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3]866列宁也曾提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是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观点。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文艺创作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文艺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拥有强大的群众凝聚力和组织力、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长远的文化发展眼光，才能引领创作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讲话》的引言和结论中都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非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生搬硬套地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平庸教条化。文艺工作者正是要着眼社会现实，通过唯物辩证法总结升华创作内容，进而使文艺作品脱离假大空的价值表达。历史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妥善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避免文艺创作沦为抽象，才能使文艺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真正满足人民需要。
（二）满足人民需要，时代的主题和社会风貌是衡量文艺创作内容的重要标准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打上特有且浓厚的时代烙印。在革命与战争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延安时期绝大部分工农兵处于不识字、没文化、半文盲甚至文盲的状态。毛泽东认为，相对于提高性的文艺创作，当前普及性的文艺作品更为迫切，“锦上添花”远不如“雪中送炭”来得实在。他在《讲话》中阐述道：“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么，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3]864-865因此，在延安时期文艺创作中虽然出现了如《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文艺精品，但更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如歌舞剧《小放牛》，豫剧《小二黑结婚》等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普及类的文艺作品。如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从目前的教育发展现状来看，2022年我国人民文盲率已从新中国成立初的80%降到2.67%，普及问题基本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的要求也更高了。”[7]在普及与提高这對范畴渐行渐远的过程中，所谓提高性质的文艺精品创作标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在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作品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灵韵。”[10]13-14工业化的文艺创作模式在极大程度上提高艺术作品的生产效率，降低文艺作品的创作成本，迅速满足人民基本精神需要的同时，其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文艺内容核心价值取向偏离等问题也在日益凸显。面对如此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文艺工作者：“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7]即文艺作品应该更多地体现其社会效益和满足人民需要，因为经济市场价值很高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其精神价值就一定高，当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7]的作品就一定能被市场所接受：但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市场上的个体消费者，文艺作品的选择一定是以能够给自己带来愉悦和满足为前提的。
（三）满足人民需要，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内在灵魂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传承中和当代中国人民社会实践中凝聚的文明精华和核心价值。关于文艺创作与中国精神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指出：“中國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7]实际上，虽然中国精神的概念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讲话》中就已经蕴涵了其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面对中国反动派制造出来的大量诋毁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战等毫无逻辑和内容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深知这并非只是革命斗争领域的较量，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针锋相对，中国反动派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上破坏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干扰中国在革命时期正常的文艺创作，以文化入侵的方式篡改社会历史和动摇民族文化自信，从而摧毁人民信仰和国家精神。然而，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融入中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远比反动派随意制造无营养无价值的文艺垃圾难得多，长期手握“枪杆子”的工农兵对于中国精神的领悟也有限。因此，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大众化创作为基本方向，短时间内迅速将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对抗封建和资产阶级文化，“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3]862。这是毛泽东对革命斗争时期文艺创作中中国精神作用的精准把握和实践转化。如果说延安时期文艺创作中的中国精神主旋律是红色革命斗争，那么在新时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工作者应充分发挥“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的独特作用”[7]，在文化和价值多元的今天，坚守住对于真善美的艺术追求，以鲜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填充当下社会一些人存在的精神空洞和价值缺失，将中国精神通过文艺作品中传达给每一位中国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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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N].人民日报，2021-12-15（1）.
[10]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王习贤
收稿日期：2022-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馆地校”一体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2VSZ075）
作者简介：丁昱翔，男，江苏赣榆人，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刘勇，男，江苏徐州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