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回家”，是每一名烈士出征时的期盼“代我回家”，是他们牺牲时的无尽遗憾而“烈士信使”要做的是送烈士“回家”
烈士寻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了让英雄能够魂归故里，很多人踏上了帮助烈士“回家”之路。这些人被称作“烈士信使”。“烈士信使”们都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努力到底，我们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让为国牺牲的无名烈士，“无名变回有名”！
“谷子地”原型王艾甫：27年送200位烈士“回家”
山西省检察院退休检察官、“现代义士”王艾甫，在过去27年里，累计行程30多万里，将52份阵亡通知书交到烈士家属手中，并帮助200名烈士“回家”。
王艾甫1941年出生于革命老区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18岁参军入伍，参加过援越（南）和援老（挝）两次战役，是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人物原型。1996年春节，退休在家的王艾甫在古玩市场闲逛时，发现了四册1949年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的官兵登记册，登记册上记载了866名阵亡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此外，登记册中还夹着84份未发出的阵亡将士通知书。
“我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后，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找到战友的家人，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为战友省亲的想法。”当了19年的兵，又亲身经历过战场上的生离死别，王艾甫深知这些烈士证明对烈属的重要性。当时每月只有300元退休金的王艾甫丝毫没有犹豫，花了3000元将所有资料买了下来。
经过整理，王艾甫发现阵亡将士通知书中大多是20来岁的新兵，其中最年轻的刚满18岁。抱着为烈士们做点儿事的想法，他决定按照阵亡将士通知书上的姓名、籍贯送84位烈士“回家”，为烈士们寻亲。
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名册上的地址有些已经不复存在，有些烈士亲人已搬离。但王艾甫依旧不断地给烈士的家乡写信，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为了找到名册上的烈士，王艾甫想了一个笨办法，他跑遍了太原市的烈士陵园，与3900个墓碑上的名字一一核对。最终，在这些陵园的烈士墓中，他找到了几十位和名单中名字、籍贯相符合的烈士。
直到2005年，王艾甫才第一次“送英雄回家”。那天，湖北云梦县下着小雨，烈属和村民们早早地等在铺满鞭炮的村口，王艾甫把阵亡通知书的复制件双手捧出，郑重地交给烈属，村长说要为烈士立碑，让村里的后人们永远记住这位英雄。之后，越来越多的烈属联系到了王艾甫，陆续有52位烈士的家属拿到了阵亡通知书。
烈士孙耀的女儿找寻父亲下落，几十年没有音讯，曾彻底断绝了念头，把一包袱的介绍信付之一炬，没想到在垂垂暮年终于盼到了王艾甫送来的阵亡通知书。
烈士路焕文的妻子王沧言，60年守着遗孤凄苦等待，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听到丈夫的墓地由王艾甫找到时，老人流着泪，说出来的只有一句话：“这下，可就能合葬了！”
……
这些年，王艾甫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南、甘肃、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东等地。在各地寻访时，当有人问他：“大老远跑来，您是烈士什么人啊？”王艾甫会自豪地回答：“亲人！”
王艾甫于2013年罹患疾病，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让他感动的是，已经有更多志愿者加入了帮助烈士寻找家属的行动之中。同年，王艾甫将自己珍藏的3000多件与抗战有关的藏品全部拿出来，筹资建设了一座纪念馆。人们可以免费参观，回顾、了解抗战历史。2014年，王艾甫又做了一个决定，将自己用心血建成的纪念馆捐给国家。
今年82岁的王艾甫已无法自如行动，但记忆力尚好，当聊起84份阵亡通知书上的内容时，竟能脱口而出。“2023年初，我还帮着一位烈士找到了亲属。直到目前，我已经送200位烈士回家。”现在，王艾甫除了继续推进送烈士“回家”的事情，还在收集整理与战争有关的文献资料。
王艾甫说，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但有生之年仍会全力以赴帮这些英雄魂归故里。“待我回家”，是每一名烈士出征时的期盼，“代我回家”，是他们牺牲时的无尽遗憾，而王艾甫要做的是送烈士“回家”。他时常感慨：“帮助烈士寻亲的路上，我一点儿也不孤单。有很多志愿者、媒体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政府机构成为我的队友和‘同行人。让更多烈士找到‘回家的路，烈士们的精神得到了肯定和传承！”
“兵支書”张景宪：“抔把‘烈士土让他们魂归故里！”
“3点就醒了，睡不着了，怕误了时间。”2023年3月23日凌晨5时，59岁的退伍老兵张景宪再出发，为烈士寻亲。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湖南省辰溪县。前不久，张景宪得到湖南烈士寻亲志愿者熊君赐的消息：张和庄烈士陵园里湖南籍烈士赵明哲的亲属找到了。他感慨道，如今为烈士寻亲找家的路越来越好走了。在山东菏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媒体和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不再像以前一样，独自一人，以70年前留下的模糊信息为地址，寄信两千余封，又因收件人信息不详，被反复退回。
“你能不能帮村子里埋葬的136位烈士找找家？”时间回到2008年，当选为菏泽市张和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景宪清明节在烈士陵园扫墓时，因为村里老人随口的一句话，便踏上了为无名烈士寻亲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5年。
张景宪主要是为张和庄社区烈士陵园的烈士们找家。该陵园修整前是一个荒芜的坟地，后来经过两次升级改造，建成了现在的烈士陵园。园内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上有的有名字，更多的是写着“无名烈士”。
“怎么想着为烈士找家的呢？”有人问张景宪。“军人情怀吧。我是一名退伍老兵，经历过战友牺牲在我眼前的痛，能比一般人更深地体会到‘回家的感受。没上过战场的人，不知道战争的悲壮、战士的无畏。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为无名烈士找家，只为烈士不再无名，抔把‘烈士土（烈士陵墓上的土）让他们魂归故里！”张景宪回答。
万事开头难，张景宪刚开始为烈士寻亲时，因有效信息太少，遇到了很多困难。后来，他从菏泽市党史专家祝厚江那里了解到，1947年菏考奔袭战在菏泽打响，战士们为策应刘邓大军过黄河与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当年的张和庄是战地医院，负伤的英雄牺牲了，村民们就自发从家里拿出白布裹住英雄的遗体，就地埋在村西头，就是今天的张和庄烈士陵园。他们大多数是无名烈士，生前都属于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23师。
“这些烈士牺牲时很年轻，大多数不到二十岁。”张景宪说，即便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寻找起来也是万分艰难。张景宪开始走访各地的革命老区。经过四年的努力，2012年他找到了烈士们生前所在部队，并通过部队获取了埋葬在这里的86位烈士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从此，他开始通过写信的方式为烈士们寻亲。
“家人也给我很大支持。”张景宪说，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2021年3月他出资200多万元筹建了红色基因传承馆。这些钱都是家里做生意的老本，妻子虽万分不舍，但还是把钱递到他手上。
同年，在菏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下，菏泽市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成立，张景宪任会长。在全国26个省市志愿者的帮助下，张景宪为烈士寻亲的路越来越宽阔，他先后帮助陵园里40位烈士魂归故里。2023年3月23日，张景宪成功为第41位烈士赵明哲找到了亲人。
张景宪说，随着寻亲队伍的壮大，以及菏泽市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们不再单单为社区烈士陵园的烈士找家，而是为更多的烈士找家。围绕“为烈士寻亲”，张景宪进机关、校园、企业，开展红色宣讲，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随着红色基因传承馆的建设、张和庄战地医院旧址修缮完成，在这里，人们可以追寻先烈足迹，聆听烈士们的故事。
祖孙三代用70多年时光守护烈士的英灵，第三代守墓人帮助373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在江苏省盐城步风镇五条岭烈士陵园周边，居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祖孙三代用70多年的时光守护着烈士的英灵。卞康全是第三代守墓人，今年56岁，他不仅守墓，还主动帮烈士寻亲。
时间回到1947年12月，华东野战军第11、第12纵队所部会同地方武装，在盐城东南的伍佑、便仓一带对国民党军展开阻击。这场持续了四天四夜的阻击战，史称盐南阻击战。此战中，我军取得辉煌战绩，消灭国民党军7000多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及武器装备落后，我军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
战火硝烟中，当地百姓通过船载人抬，将烈士遗体送至主战场附近的伍佑区袁坎乡港南村（今步凤镇庆元村）一块空旷的盐碱地掩埋。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加之战争频仍，无法一一给烈士建坟，当地百姓只能在平原上挖沟，安葬烈士。
2000多名烈士长眠于这片血染的土地上，5条土沟堆起了1米多高的长长坟头。从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远远看去，恰似一道道耸立的“山岭”，当地人遂将此处命名为“五条岭”。
烈士安葬后不久，在一场狂风暴雪的袭击下，陵墓局部坍塌，部分烈士遗体露出地面。卞康全的祖父卞德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冒着风雪前去修墓。自那以后，他自发地当起了烈士陵园的守墓人。他前后花费了10年时间，终将陵墓稳固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卞德容叮嘱儿子卞华不能忘记五条岭的烈士。
卞康全懂事后，看到父亲卞华每天总要扛着大锹、扫帚去陵园转一转，拔草、添土、打扫，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父亲总在五条岭忙碌？”他的疑问从母亲程庆莲那儿得到了答案：“那不是山岭，是革命烈士的陵墓。你父亲在那儿护陵守墓。”
16岁时，卞康全第一次跟着卞华到五条岭烈士陵园为陵墓添土。也就是在这一天，平常少言寡语的卞华与卞康全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谈話。卞华说：“我跟着你爷爷来的时候，也是16岁。你爷爷生前常跟我说，烈士们牺牲的前几天，还在村里给老百姓挑水。打仗那天，连队刚开饭，前头的兵才端起碗，后头的还在排队打饭，结果一听到命令，他们连饭都顾不上吃，就上前线打仗去了……”听着听着，卞康全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卞华沉默了片刻继续说：“你爷爷临终前交代，别忘记他们……”说到这儿，卞华盯着卞康全问：“我总有老了的一天，你会接着守下去吗？”“会！”卞康全果断地回答。
卞康全不仅守墓，还主动寻找烈士的亲人。起初，卞康全没有烈士名录，只能等待烈士的亲人前来吊唁。一直到他24岁，才等来第一位烈士的亲人——
1991年春天的一天上午，卞康全刚从陵园修墓回到家中，有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女子上门借锹。卞康全好奇地问：“你借锹干吗？”
“我父亲安葬在这儿，我要给他上坟。”
卞康全急忙把她让进屋详聊起来。她告诉卞康全，她叫陈继业，是河北邯郸人，她的父亲是在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陈同桂烈士。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卞康全问。
陈继业答道：“我父亲牺牲后，由于部队改编，我家除收到一张烈士证明书，别的信息都无法查找。我和我母亲查访多年，终于查到这儿就是我父亲的安葬地。”
卞康全立刻站起身，恭恭敬敬给陈继业鞠了一躬，然后带着她去上坟。陈继业给每条岭都添了三锹土，边添土边抽泣道：“爸爸，女儿来看您了。”
2009年，当地政府对五条岭再次进行了翻新修整，正式聘任卞康全为五条岭烈士陵园守墓人，并收集有关信息汇编成《难忘五条岭》一书，书中收录了751名烈士的名录。正是这本书，使得卞康全帮烈士寻亲有了依据。他结合书中的信息，通过走访烈士籍贯地的党史、民政等部门收集信息，然后给烈士的家乡写信寄信，联系烈士的后人。
由于很多地名变更，早期很多信件被退回。后来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得知卞康全为烈士寻访后人的事迹后，自发地加入这一公益行动，对地址不清的信件，他们就想尽办法查访转投。其中，卞康全寻找孙汝同烈士后人的信件，投递员就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查访。
当孙汝同烈士的侄子孙少国展读这封信时，不禁老泪纵横。孙汝同是孙少国的二伯，于1945年参军，生前系华东野战军第84团战士。“失联”的孙汝同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历经多年查找，一直杳无音讯，其父母也带着失望先后离世。
收到信后，孙少国立即带着家人乘车来到五条岭烈士陵园祭奠。接待他们时，卞康全通过查找资料发现，那天正是孙汝同的百岁诞辰纪念日，更给这次祭奠标注了特殊的意义。
2021年3月，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五条岭烈士陵园提升改造工程，将陵园从10亩扩建至50亩，并新建烈士纪念碑、盐南战役纪念馆等。纪念馆大厅的三面墙上，镌刻着1029名烈士的英名，这其中有836名烈士的名字来自卞康全的不懈查访。
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没有得到确认。有人曾建议卞康全将其归类到无名烈士行列。可卞康全认真地说：“每个烈士都有名字，我们只是暂时不知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寻找依然在继续，卞康全没有放弃。2019年12月，卞康全的儿子参军入伍。临出发前，他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说：“爸，守陵与守国一个道理，等我回来后，我和您一起守陵。”卞康全欣慰地笑了。
这些年，卞康全一共寄出1000多封寻亲信，帮助373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卞康全说：“有很多外人不理解我：‘五条岭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烈士们也不会讲话，你不会感到孤独吗？我每天对着的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爷爷，他们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来。我陪护他们，为他们寻找资料，为他们回家找线索，我觉得每天都很充实。”
唐山张红琢：“我说你爸爸的墓还在呢，她就哭了。她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张红琢是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张各庄的一个普通居民，今年62岁，为了帮助烈士英灵魂归故里，多年来走遍全国各地300多个烈士陵园，为24个省市1300多位烈士找到了“家”。
从小就爱看战争题材连环画、崇拜战斗英雄的张红琢，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地震那一年，张红琢15岁。大批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救助伤亡群众的场景深深地铭刻在少年心中。18岁那年，张红琢报名参军没能如愿，但他对军人的仰慕却与日俱增。
张红琢为烈士寻亲的源头，可追溯至2007年的一次上网经历。那次，他无意中看到，一些唐山籍烈士牺牲后，由于家人不知道他们安葬何处，多年没有到墓前祭扫。张红琢非常难过，由此萌生了为这些烈士找亲人的想法。
第一个寻亲对象，是籍贯一栏记有“河北丰润县西关”的名叫周有富的烈士。2007年9月，张红琢赶到丰润民政局查阅存档烈士资料，顺利查到了周有富的基本信息：周有富的籍贯是城关公社王庄子大队，安葬地为石家庄。闻此，张红琢非常兴奋，马不停蹄驱车来到如今已改为丰润区浭阳街道办事处王庄子村的烈士出生地，一路向乡亲们打探，竟然意外寻到了烈士的亲弟弟周义。
得知哥哥安葬在太原郑村烈士陵园，周义握紧张红琢的手，“扑通”一声跪在水泥地上，号啕大哭，“我的亲哥哥啊，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60多年了，全家一直以为你牺牲在石家庄，十多次去当地烈士陵园寻找无果，让我这个黄土埋半截的老头子一辈子都无法安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料到你的墓地在太原！老张，我们全家感谢你啊，大恩人！”首次寻亲成功，让张红琢脚底生风，这份最动情的企盼化作一股强大力量，敦促他前行。
在张红琢的帮助下，那些终于找到烈士的亲属，不远千里来墓地“相聚”，每次看到这个场面，一向刚强的他，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张红琢回忆：“之前找到一位名叫李德昌的烈士的墓，我通知他家属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闺女健在。一天，我打电话过去，说你爸爸的墓还在呢，她就哭了。她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由于年代久远，线索又有限，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烈士亲属非常困难。烈士墓碑和烈士英名录上，最详尽的也不过写着烈士老家的村名，而许多只写到所在县，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名字。张红琢把网上下载的烈士资料，按县区分开，打印成册，并从当地历史资料中认真核对他们的籍贯、参加革命和牺牲时间等信息。只要天气、身体条件允许，他便开上私家车，踏上寻找烈士的路。每到一个地方，张红琢便直奔当地的烈士陵园，对每个墓碑逐一拍照、记录。张红琢说：“全国范围内，不管这个陵园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只要有陵园，我路过这儿，都会进去。”
对于没有详细信息的墓碑，张红琢就找当地民政部门或陵园管理处索要资料，许多单位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些支持给了张红琢更大的信心和动力。实际上，从烈士陵园拍摄墓碑的照片，只是寻亲的开始，由于墓碑上的信息有限，对于没有具体部队番号，或因笔误登记与现在不符，或姓名和地名音同字不同的，张红琢还要反复查询史料，认真分析校对。张红琢说：“过去是木牌，字看不清楚，都是照猫画虎。这几年我经历过的情况，有化名的，有异地当兵改过名的。就算校对好了，一百个烈士也找不出两三个。”
在张红琢的办公室里，各个省市的革命烈士名册厚厚一堆，书橱里县志、市志应有尽有。这些年来，他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逐一核对好信息后，采取写信或亲自前往的方式，把烈士的信息交到他们亲人的手上。张红琢说：“我每次出来为烈士找‘家的时候，都是四五点钟起床，到村里以后，先找书记，找不到的话就找村委会主任，或者找岁数大的人询问。”
一次，张红琢从拍摄回来的墓碑照片和烈士名录中，通过校对，确认了在兰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柴凤廷的籍贯信息，便立刻前往烈士的老家辽宁省北票市王家窝铺村。得知牺牲了半个多世纪的爷爷终于有了下落，柴凤廷烈士的孙女柴淑华激动不已，代表全家感谢张红琢。柴淑华说：“我爷爷27岁参军，我奶奶就守着我爸。知道爷爷在兰州牺牲，奶奶想去找，但是孤儿寡母的也没法去，有那个心没那个条件，就一直没找到。现在通过张大哥，终于找到了我爷爷的墓，特别感谢他，为我找到了我的亲人，谢谢！”
由于长期伏案查资料，张红琢落下了眼疾，加上本身就有冠心病，妻子李令军一直担心他的身体。为了打消妻子的担忧，张红琢带着妻子一起接待了一次前来寻亲的烈士親属，李令军懂得了丈夫为烈士寻亲的意义。
在家人的支持下，张红琢为烈士寻亲的脚步更加坚定。2009年10月22日，在河北省滦南县姚王庄乡北村，张红琢为牺牲在湖南的刘海恩烈士找到了家人，当时烈士的老母亲已经101岁，这是他为烈士寻亲以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健在的烈士母亲。
为烈士寻亲以来，张红琢走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苦，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每一位烈士亲属在得知亲人安葬地后的痛哭场景。有一些人质疑张红琢的选择，可他依旧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张红琢说：“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呢？每一个烈士，都是一个故事。我就是想让烈士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张红琢平时在社区物业工作，还和朋友合开一家小影楼，赚的钱几乎全部投入到为烈士寻亲的事业中。他说：“和寻找烈士的意义比，钱算不了什么。搭多少钱也弥补不了他们的牺牲。当时他们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走了之后就没能回来。这些人如果活着，现在也正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是，为了我们下一代，他们把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这一生也忘不了他们。”
怀着这份赤诚的情感，16年来，张红琢自费尋访了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烈士陵园，拍摄烈士墓碑6万多个，在全国各地志愿者、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协作下，共为13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如今，张红琢的手机、邮箱成了热线，每天都收到烈士亲属请他帮助寻亲的消息。张红琢说：“不是我张红琢个人找到的。是我和各省、市新闻媒体大家一起合作，还有很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我个人这点小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现在的国家，如果没有解放军保卫着，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祖国和人民牺牲的烈士们。”
山东杨智忠：“把他们送回家，是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
杨智忠是山东省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守墓人。22年来，他一点儿一点儿地将荒芜破败的陵园修缮妥当，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尽力整理烈士档案和信息，遍访多处战役遗址，为墓地里有姓名的烈士寻找家人和故乡。
杨智忠家中有6位军人。杨智忠的父亲是一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年幼时，他就经常听父亲讲述烽火硝烟中的动人事迹。其中有一件事尤其令杨智忠印象深刻：“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的腿受了重伤，两位战友为掩护父亲撤退，不幸牺牲……”父亲忆起往事，每每含着泪对他说：“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这件事一直深埋在杨智忠心底，长大后参军报国的心愿也开始悄悄萌芽。
1956年杨智忠家附近的饮马镇烈士陵园修建完毕，父亲的两位救命恩人以及杨智忠牺牲的舅舅，都安葬在这里。杨智忠经常到陵园扫墓。1965年，他参军入伍。虽然不用奔赴战场，但杨智忠和战友们信念坚定：“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一定随时挺身而出！”有一次部队所在营房附近的一座水坝被大雨冲垮，杨智忠和战友们立即投入抢险，他们分工明确，配合得当，三个小时后顺利完成抢险救灾任务。
1969年，杨智忠退伍后在家务农。2001年，50多岁的杨智忠成为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饮马镇烈士陵园的守墓人，并带着老伴于爱云搬进了陵园。至今，他仍记得初走进饮马镇烈士陵园的场景。
由于多年的风吹雨打，陵园里荒草丛生，破败不堪，需要踏着齐膝的杂草，穿过前面的院落，才能走到后面埋葬烈士的墓地。陵园西侧破旧的小屋就是杨智忠夫妇此后的栖身之所，屋内除了一个土炕，别无他物。因为距离居民区比较远，陵园里没水没电，杨智忠只能骑三轮车去附近村庄接水，晚上点蜡烛照明。由于植被茂盛，一到夏天，蛇虫鼠蚁全部出动，入夜后野猫的叫声也给陵园增添了几分森然。
“条件艰苦是难免的，既然已经决定了在此看守陵墓，就不能半途而废。”杨智忠说道，“这就是烈士的家，我得尽心尽力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杨智忠对陵园的杂草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将所有的门窗和房屋都修缮了一遍。由于年岁已久，墓地里很多墓碑都已经断裂，杨智忠便利用闲暇时间，把所有断裂的墓碑用混凝土一点点修补起来。除此之外，每当看到墓碑上有尘土，他都小心翼翼进行清理。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杨智忠的住处接通了水电，陵园也从原来的荒草一片、荆棘丛生，变成现在的松柏常青、素花环绕、丰碑矗立。22年来，杨智忠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和劳累，用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和对烈士的一腔真情大爱守护着这片陵园。
陵园的北侧空地上，青松翠柏间，一排排烈士墓整齐划一、庄严肃穆。每个陵墓的情况，杨智忠早已熟记在心。765个烈士墓，540多个有记载的烈士名字，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只有106座墓能对应上名字，剩下的全是无名烈士墓。22年来，杨智忠靠着留存的资料和多方面的学习收集，将园区内的烈士墓和烈士事迹烂熟于心。他说，不能忘记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杨智忠每次进入烈士祠和墓区之前，都会敬一个很标准的军礼，然后再开始工作。他说，这是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对革命先烈们最高的敬意，不能缺失，不能马虎。
为烈士守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24小时坚守，不能随意离开。因此，自2001年来陵园后，杨智忠和老伴过年过节都在这里。最初几年还算安稳，2004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们面临了一次艰难选择。
2004年，老伴突发重病，住院一段时间后需要回家休养，这让杨智忠犯了难：陵园条件简陋不利于康复，妻子跟着自己受了不少苦，不回家对不起她；
但陵园是杨智忠的精神寄托，回家就不能继续陪伴烈士们，他舍不得。一天，两个人的出现帮他下了决心。当时，烟台海阳的两名烈士家属来陵园找烈士墓。他们告诉杨智忠，爷爷是在丈岭战役中牺牲的，父亲生前到处找都没找到墓地，他们好不容易循着线索找到了这里。杨智忠赶紧翻出名册，却没有找到烈士证上的名字，又带他们去丈岭战役墓区转了几圈，还是没找到，便告诉他们可能是无名烈士。两人听后在墓碑前跪地痛哭，那场面让杨智忠无比难受。
“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说不出滋味。烈士家属们对烈士那种彻骨思念和几十年接力寻找的辛酸，比我难多了，我们很难体会，我要留在这里帮助他们。”杨智忠说，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帮烈士找“家”，好在老伴十分理解和支持。
饮马烈士陵园里埋葬的765位烈士来自全国各地，以胶东半岛居多，杨智忠精心研读陵园留下的所有可考的烈士资料，分批整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每天拿着一个小本子在陵园里来回穿梭，逐一比对信息，将能查到的所有烈士姓名、籍贯、年龄、牺牲日期、参加战役等整理成了两个厚厚的笔记本。“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心疼，烈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数只有十几岁二十岁出头，还是些孩子。把他们送‘回家，是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
在昌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下，2007年开始，杨智忠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道路，他们去烟台、去青岛，按照资料中的记载去找烈士的家乡。后来，昌邑义工联合会参与进来，媒体也参与进来，寻亲的队伍壮大了，也越来越专业。
寻亲过程非常艰难，他们经常会无功而返，但每找到一个，杨智忠的心里就会踏实一些，让他对这个选择更加坚定无悔。
陵园的第四墓区有座特殊的“77”号墓，被单独做了标注，这里面有个感人的故事。2014年，烟台海阳的于先生来陵园寻找在丈岭战役中牺牲的爷爷，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年后，于先生再次来到陵园，告诉杨智忠他要认领一座无名烈士墓作为自己爷爷的墓，每年来祭拜。“丈岭战役牺牲的烈士都是我的爷爷，我认领其中一座，以后每年祭拜爷爷，一起祭拜所有的烈士。”于先生的话让杨智忠深受感动，便有了“77”号墓。
威海乳山籍烈士段秀钦在三合山战役中牺牲，2015年烈士子女终于找到了位于饮马陵园中的烈士墓，当时他们的母亲已经95岁高龄，他们带来了母亲的照片和家乡的泥土，在父亲墓前失声痛哭，临走时带回了父亲墓前的泥土，说以后要将父母合葬。
还有一次，杨智忠几经周折把烈士信息送到村中时，年迈的村支书当场就给他跪下了……
每一次的寻亲现场，对杨智忠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那种悲喜交加的气氛让他久久难以释怀。到目前，陵园内已经有51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寻找中。杨智忠说：“陪伴守护好英烈，把他们的英魂送‘回家，这是我余生要做的事情。以后我干不动了，还会有人接替我，一代一代不停歇地干下去！”
将军之子王晓兵：为抗联烈士正名、寻亲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数万东北抗联将士血洒疆场。
“有些牺牲战友的家人，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参加了抗联，更不知道他们已经牺牲了。”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开国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明贵生前常常如此感慨。为此，他曾多次嘱咐长子王晓兵：“如果有可能找到烈士亲属，一定要代我告诉他们：他们的亲人是东北抗联战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他们是民族的英雄！”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给九泉之下的先烈们一个交代，如今已年逾七旬的王晓兵依然奔波在寻找抗联烈士亲人的路上。
东北抗联将士大多牺牲在战场上，很多烈士连姓名都没留下。有的虽然留下了姓名，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东北抗联第9军副官长于祯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烈士身份从考证到落实充满波折。
早在1980年，王晓兵在协助父亲整理回忆录时，就听父亲讲过于祯的经历：于祯外号“于四炮”，滿族人，汤原县汤旺河地区“炮手队”队长，负责小兴安岭汤旺河地区的治安。1932年，日寇占领佳木斯后企图收编这支“炮手队”。1935年秋，经汤原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同意，这支“炮手队”表面上接受改编为伪森林警察大队，暗中却配合汤原抗日武装作战。1936年3月，这支队伍起义参加东北抗联，于祯任抗联第9军副官长。于祯的女儿于桂珍则参加了抗联第3军，在被服厂当战士。
然而，后来却有人不经严格考证就把于祯描述为“大汉奸”。对此，王明贵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错误的，有损抗联将领于祯的名声，应该予以更正。”
2001年6月，91岁高龄的王明贵在住院期间再次叮嘱王晓兵：“于祯参加了抗联，有贡献，从未听说他叛变。他有个女儿叫于桂珍。1938年，于桂珍随担任抗联3军1师师长的丈夫蔡近葵去了苏联，后被遣送到新疆。如果能找到蔡近葵、于桂珍，于祯的问题就能弄清楚了。”
带着父亲的嘱托，王晓兵先后拜访了抗联第9军老战士宋殿选、郝凤武，他们都说于祯是个好同志，但均不知于祯的下落。2004年，王晓兵终于查到一份记载“于祯牺牲”的历史文献，并将此事告诉父亲，随后将父亲的意见和文献记载一并转交给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2007年，时任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赵俊清一行到新疆出差，经多方联络终于找到了于桂珍。当得知父亲是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的，已经双目失明的于桂珍老人悲喜交加、热泪不止。赵俊清从新疆回来后，立即将于桂珍的情况告知王晓兵。王晓兵随即拨通于桂珍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并承诺帮她申请烈士证明。
2010年下半年，一张带有国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烈士证明书》寄到了于桂珍家里。白发苍苍、双目失明的老人双手捧着这份既轻又重的证书，心中涌起无限波澜。王晓兵如释重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慨和欣慰。
在整理父亲的长篇回忆录《忠骨》的过程中，王晓兵无数次被抗联战士们英勇战斗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其中英雄姚世同视死如归的壮举令他深受震撼，据父亲回忆：“1941年3月13日孙吴县辰清遭遇战中，由于天黑，指导员姚世同与部队走散了，撤到东山炭窑窝棚。第二天，大批敌人突然把他包围了。姚世同临危不惧，打死了不少敌人。敌人为了捉活他，向他喊话劝降。姚世同机智地回答说：‘上来一个当官的，可以谈判。敌人邀功心切，答应了他的要求。姚世同满腔怒火，一枪将走上前来的军官打倒在地。敌人知道中计了，疯狂地向姚世同射击，他壮烈牺牲。”
“70多年过去了，姚世同烈士的亲属在哪里？”2011年9月8日，王晓兵在自己的博客发布了“寻找东北抗联烈士的亲属、后人及知情者”的启事，其中包括姚世同的简历和参军地点等信息。一年多之后的2013年7月，一位网友将该博文转发，被姚世同的侄女姚兰英的儿子李瑶在网上看到，随后告诉了母亲。
2013年7月26日，王晓兵收到了李瑶的电子邮件，很快又接到了姚兰英的电话：“我爷爷姚永清生前多次嘱咐我们，一定要找到大伯姚世同的消息。那一天得知大伯牺牲的消息时，我们姐俩抱头痛哭啊。爷爷啊，我们终于找到大伯的下落了！”随后，李瑶提供了母亲口述的一些资料，以及姚世同父亲、侄女的照片。这些资料和几次来信还原了姚世同被赵尚志（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特招入伍，并担任赵尚志警卫员的过程和姚永清的家庭情况。
王晓兵很快将这些资料和情况转交给尚志市烈士纪念馆。8月27日，纪念馆相关人员赴黑龙宫镇调查，并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证明李瑶及其母亲姚兰英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姚世同烈士的亲属终于找到了！王晓兵感到欣慰和高兴。
1942年2月13日，在大兴安岭松岭区的库楚河畔进行的突围战持续了一整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经过五六天的突围，仅有十几名队员突围出来，从呼玛县金山乡旺哈达跨越黑龙江去苏联野营。百余名抗联战士血染苍山草木，忠骨埋于雪野。这成为王明贵一生永远的痛。
参加过这一系列战斗的还有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他曾经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宣传科长的身份到三支队担负政治工作。陈雷在王明贵回忆录序言中还特意提到库楚河战斗。1985年，王晓兵曾陪同父亲和陈雷及其夫人李敏来到库楚河战役遗址凭吊先烈。
王晓兵不辞辛苦，翻阅和查找大量史料，把在库楚河突围战中牺牲的100多位烈士中，有档案记载的86位烈士的名录都整理出来，于2011年9月发布在那篇“寻找抗联烈士亲属”博客中。
2012年9月，家住辽宁赤峰的王钰在网上偶然看到这篇博文。他认为烈士名单中的抗联战士“李左吉”，就是他所熟知的“里佐吉”。这位热心人连夜给里佐吉的侄子里景年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您的亲三叔里佐吉，1942年死在战场。现有人寻找他的亲属。地名、人名写得都不对，写成李左吉。但我认为是您的三叔确定无疑。您三叔作为里家人，为国捐躯，这既是你们家的光荣，也是里家村的骄傲。”
很快，里景年把王钰给他的信转发给了王晓兵。里景年还告诉王晓兵：当他们全家读到王钰的信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里佐吉的弟弟里佐栋激动地说：“里佐吉离家出走70多年了，谁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70多年了，今天才知道他的确切消息！”
经过反复核实，终于可以确认：里佐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大兴安岭对日作战中牺牲的100多位将士中的一位，他的亲属终于找到了！王晓兵以东北抗联后代的名义，给里佐吉亲属写了充满深情的慰问信，接着便忙着协助里佐吉亲属办理烈士证。
201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出具“关于里佐吉的抗联身份和牺牲的证明”，并寄给里景年。里景年的妻子王素云很快给王晓兵写信说：“昨天我听到黑龙江省党史办给三叔的牺牲证明已经发过来了。我的心情真的太激动了！我马上去叔叔（里佐栋）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人家。老人家老泪纵横，说：‘我知道三哥（里佐吉）找到了，就很知足了。知道他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这就够了！”
尽管历尽坎坷，但王晓兵痴心不改：“寻找烈士亲属的事，不仅仅是父亲的临终嘱托，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
“85后”孙嘉怿：蜜月之旅是沿着边境线看烈士陵园
“85后”姑娘孙嘉怿，网名“猫小喵滴兔子”，被烈士亲属亲昵地唤作“小猫”。孙嘉怿成为“烈士信使”，完全是出于偶然。
2008年，23岁的孙嘉怿刚参加工作。一次，朋友带她参加在金华举办的收集抗战老兵手印志愿活动，12名老兵的年龄都在85岁以上。孙嘉怿给他们洗手时，碰到他们手上硬硬的老茧，被深深地触动了：“这些都是握过枪的手啊！他们曾为国家和民族付出那么多，我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
自那之后，孙嘉怿成了关爱老兵服务团队的一员。刚和身体瘫痪的老兵王爷爷结对时，老人总是闷闷不乐。每到周末，孙嘉怿就拉着男友一起去看望老人。相处久了，老人把她看得比自己的孙女还要亲，常对她讲当年的战斗故事。他经常会念叨一句话：“等我们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会彻底被忘记吗？”
2011年底，孙嘉怿结婚时突发奇想，对丈夫说：“我们沿着边境线去看看烈士陵园吧。没有解放军，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丈夫虽然吃惊，但理解她的心情。于是，两人开始了别具一格的蜜月之旅。
半个月的边境之行，孙嘉怿和丈夫走了大大小小十几处陵园。每到一处，他们都会献上鲜花，拍下铭刻烈士姓名的墓碑。對烈士信息了解得越多，孙嘉怿心里越难受。回家后，孙嘉怿把出行的照片和感受分享到网上。一个网友留言：“说不定烈士家人会看到呢！”这句话让她上了心。此后五年，每到一座城市出差、旅游，她都会抽空去当地烈士陵园，把收集到的烈士墓的照片和故事发到网上。
2017年2月的一天，孙嘉怿接到一通来自陕西咸阳的陌生来电，来电之人名叫黄军平，已经70岁，他说：“嘉怿，虽然我没找到自己的父亲，但拍回来的志愿军烈士名单或许能帮助其他烈属找到亲人。”原来，半年前他千里迢迢赴朝鲜寻找父亲黄建国的消息，一连跑了几个烈士陵园都失望而归，但他拍摄了1.5万条志愿军烈士信息。整理完其中1000名烈士资料后，他深感无力，迫切需要援手。孙嘉怿惊呆了。随后，她仔细研究这些烈士所在部队当年行军的路线，并在网上发动浙江、安徽等五省志愿者联合行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排查烈士陵园。
几天后，孙嘉怿在网上发起成立“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团队，在全国各地招募了26名志愿者。“整理资料很枯燥，但一定要认真，它关系到烈士能不能回家。”她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叮嘱志愿者们。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大家把整理好的资料按省份和属地分类，以照片的形式发到网上。
第一批发布的是河北、陕西和浙江的烈士信息，转发之后马上引起当地媒体的注意，很多媒体都加入转发宣传的行列。不到一天时间，便有烈士家属发私信询问并配对成功。孙嘉怿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烈士寻亲的路，可谓荆棘丛生。最初联系某些烈属时，有人毫不客气地质问孙嘉怿：“你怎么知道我家信息？谁告诉你的？你是不是骗子？”她只好让村干部帮忙解释。由于历史原因，烈士们的信息常常出现错误，有的改了名字，有的牺牲时间和地点有误，还有的因故遗漏未被追认为烈士。对此，孙嘉怿和志愿者们总会一点儿一点儿搜寻资料，多方核实，绝不轻易放弃。
2018年，余姚籍烈士褚萃文的家属向孙嘉怿求助，并提供了三张烈士证，每张烈士证上的牺牲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让寻亲工作陷入困境。两年后，他们再次找到孙嘉怿。原来，褚萃文的女儿已经生命垂危，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念叨着“找爸爸”。为了帮助她达成心愿，孙嘉怿仔细研究了褚萃文所在部队当年行军的路线，并在网上发动志愿者联合行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排查烈士陵园，但仍然一无所获。
一个月后，一名河南志愿者打来电话：“我们查找本地烈士资料时，发现一位叫诸华文的烈士，就葬在睢杞战役烈士陵园。除名字有偏差外，其他信息都与烈属手中的烈士证吻合。”经过烈士家属、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三个多小时的仔细核对，最终确认“诸华文”就是他们寻找已久的褚萃文。时隔70多年，弥留之际的女儿终于实现了愿望，激动得泪如雨下。
最让孙嘉怿难忘的是2018年的朝鲜寻亲之旅。那天下着小雨，开往朝鲜的火车缓慢行驶着，还未到站，同行的60多位烈士家属已泪流满面。6天的行程，他们走了3个烈士陵园。拿着残破的烈士证，烈属们抚摸着英烈碑上亲人的名字泣不成声。“这么多年，我们都在家乡朝着您所在的方向思念您、呼唤您、祭奠您。今天，终于能在离您最近的地方祭拜了！”郭军用厚厚的家书把爷爷郭占鳌烈士的墓围了一圈。
70多岁的陈传文始终没有找到父亲陈士成的墓碑。“父亲，我来看您了，您到底在哪儿啊？”他不停地走来走去，用拐杖敲击地面，一声又一声焦急地呼唤，同行的人都潸然泪下。回国后，孙嘉怿委托朋友继续帮陈传文寻找父亲。有了确切消息后，她专程赶到老人家中，把照片交给他，并将陈士成安葬地在地图上圈出来。那一刻，陈传文哭得像个孩子：“有生之年，就算坐轮椅我也一定要再去见一次父亲。”
2020年11月，历时3年、由77名志愿者接力参与、涵盖1万余名烈士信息的朝鲜开城烈士陵园烈士信息数据库终于建成。“资料显示，在朝鲜埋着17万名烈士，等疫情结束后，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之后再延伸到周边其他国家。”孙嘉怿信心满满地说。
帮烈士寻亲是一项浩大工程，如今，孙嘉怿身边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年龄最大的已过花甲之年，最小的才20岁。国内不少烈士陵园地处偏远山区、祖国边疆，要想建立烈士个人信息库，就必须实地收集烈士信息。接受任务的“拍客”志愿者们，通常只带少量生活必需品，骑着摩托车，独自一人沿着漫长的国道或省道一路寻找烈士陵园，拍摄陵园中所有烈士的信息，然后带回一一对照记录。每次出行时间少则一周，长则可达两个月。
为了让更多人铭记烈士事迹，弘扬红色精神，孙嘉怿组织了代替烈属祭扫的大型活动，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再把照片回传给烈属。“虽是一名普通的烈士，但他的名字被刻在每一位祭扫者的心里。”她还将寻亲故事编成课件，以“英烈故事我来讲”为主题到多所学校做演讲。看到台下悄悄抹泪的学生们，她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吕卉专门到宁波走访调研，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烈士陵园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议案，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也获得了2020年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2021年宁波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双金奖。2021年，孙嘉怿荣获“中国好人”荣誉称号，2022年荣膺“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
孙嘉怿喜欢把和她一样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称为“追星星的人”，“我们追的是天上最闪亮的‘星星，是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从2017年发起“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活动以来，孙嘉怿和伙伴们的追寻足迹已遍布国内25个省份和地区，他们还曾远赴朝鲜、韩国、越南、老挝等国家，为全国1287名烈士找到家人。她说：“我会继续把烈士寻亲工作做下去，同时把烈士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年轻人。传承烈士的红色精神，就是对他们最好的铭记。”
烈士遗孀叶庆华：作为烈士家属，她更能体会烈属们的渴望
叶庆华的丈夫孟祥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部副连职参谋，2007年因救人牺牲，年仅28岁。叶庆华从此陷入痛苦。
2008年，叶庆华见到抗美援朝老兵虞仁昌，虞仁昌鼓励她振作起来。叶庆华想起孟祥斌在入党申请书中写的一句话：“雷锋精神只有进行时，没有过去式。”她开始走访老兵，并为埋骨异国他乡的烈士寻亲。在老兵和烈士身上，她渐渐找到了支撑自己生活下去的力量。她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卿已许国，吾将用余生与卿一起许国。”
自2009年开始帮助烈士寻亲，“每一次寻访，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洗礼。”叶庆华说。
叶庆华找到东阳籍烈士王文兰的侄女时，侄女激动地说：“终于找到叔叔了，奶奶想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她告诉叶庆华：“奶奶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但一直记着儿子的名字怎么写。一有时间，她就从村里走到县城，再从东阳走到金华，把所有的烈士陵园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儿子的墓。
后来，周边很多人都盖房子了，奶奶坚决不同意，说儿子在这儿出生，房子变了，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奶奶临终之前，望向家门口，一直没有闭眼……”
忆起这段故事，叶庆华数度哽咽。
一次，叶庆华为湖南一位抗美援朝烈士找到家人，烈士的堂妹在电话那头喜极而泣：“哥哥终于回家了！”
“回家，简单的两个字，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等了70年、盼了70年。”
“郭保山烈士牺牲75年了，安葬于河南宜阳，他的家人在哪里？”“崔小虎烈士与岳玉海烈士的信息都已比对上了，开始寻找烈士的亲人！”……叶庆华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士信息后，会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或联合当地媒体、退役军人部门寻找烈属的家人，寻找的过程有失落，也有喜悦。目前，她已帮5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我希望自己跑得更快一些，帮助更多的烈士‘回家”。
2023年3月31日，在上海市川沙烈士陵园，叶庆华带着三名山东籍烈属，介绍烈士事迹，帮他们圆了多年的寻亲梦：“你看，正是有这些英雄，才有了今日之上海……”吴逢仁出生于1925年，1949年1月參加革命，曾是第三野战军战士，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安葬于上海市川沙烈士陵园。他的儿子吴孝全今年81岁，在叶庆华的帮助下，终于在清明节前与父亲“团聚”。王成章当兵时，妻子已怀孕两个多月，王成章牺牲后，妻子独自将女儿王美荣养大。王美荣对叶庆华说：“若不是你，我哪能找到爸爸……”
在叶庆华看来，每一个烈士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期盼。烈士们参战后，家人一直等着他们归来，有的一等七八十年，早已记不清他们的模样。2023年2月25日，在济南战役纪念馆，来自东营广饶县的张学英，看着父亲的画像，用手轻轻抚摸着英名墙上的“张龙江”三个字，泣不成声。这是一场等了七十多年的父女“相见”。
今年77岁的张学英，多少次午夜梦回，只见到父亲的背影，她多想见见父亲的样子。叶庆华得知张学英的愿望后，专门联系高校师生，根据老人提供的相关亲属的资料，画了一张张龙江的模拟画像。在众多爱心志愿者帮助下，张学英梦圆济南英雄山。
在多年的帮烈士寻亲过程中，叶庆华了解到，不少烈属提出能否得到烈士画像的想法，这也是对亲人哀思的寄托，她萌生了为烈士画像的想法。2022年7月，叶庆华联合浙江传媒学院等单位完成了“为百名烈士画像”活动。
2023年3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举办清明祭英烈暨烈士画像捐赠仪式，共将18幅烈士画像送给烈士亲属。为了弘扬烈士不畏牺牲的爱国奉献精神，满足后人的思念之情，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兰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叶庆华联合启动了“为沂蒙烈士寻亲，为沂蒙烈士画像”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在叶庆华的帮助下，已给276名烈士画像，并送到烈属手里。
作为烈士家属，叶庆华更能体会烈属们的渴望：“我愿做一个提灯者，灯照亮烈士英魂回家的路，寻亲一直在路上。”
“考古者”杨宁：“我今生有幸，能为英烈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今年64岁的杨宁，身材精瘦，头发花白，长年风吹日晒的奔波，让他的脸黑黢黢的。他自己形容，比同龄人看上去老很多。
16年里，几乎每个周末，杨宁都独自骑着自行车出门。除了背着装有烈士名单的包，身上带着的就只有充饥的面包和水。“200公里以内，我都骑车前往。”杨宁说，家里有两辆自行车轮流骑，为了远行，他还特意买了变速自行车。一般情况下，100公里以内的，他当天往返，再远一些的就需要临时住一宿。超过200公里的路程，他选择坐长途客车。
退休前，杨宁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2007年，他在进行考古普查的过程中走访了多座烈士陵园，得知几十年来许多烈士墓从没有人来祭扫。这让杨宁很痛心。再三考虑后，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工作之余，投入一部分精力寻找烈士的亲人。
杨宁把烈士陵园中信息不详细、没有联系到亲人的烈士名字抄录下来，进行整理。同时，他发挥自己在博物馆工作的优势，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寻找线索。起初，他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烈士的信息。他将烈士信息编成号，然后进行逐一攻破。
“一边是烈士的孤坟，一边是烈士亲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其亲属，也是对烈士英灵莫大的安慰。”杨宁说。开始，同事们以为杨宁收集整理烈士信息是为了写论文晋升职称，当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后，都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杨宁认准的事就一定全力去做，这股韧劲无人不服。那时，每到休息日，他都是白天外出走访，夜里整理材料，经常奔波数日却一无所获。有时，他还跨省到黑龙江、吉林，最远到过广西，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全部自理。“孩子上大学正需要钱，哪头重要自己不知道吗？”妻子的唠叨，杨宁全当没听见。直到2018年，杨宁获评台安县“道德模范”，妻子对他的行动才从不理解转为支持。
烈士王友山安葬在辽宁省凌海市烈士陵园，杨宁通过努力，在辽宁省台安县新开河镇寻找到了烈士的亲属。烈士亲属十分感激，说杨宁为王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善事。
十多年的奔忙，杨宁吃了不少苦，经济上也有不小的损失，但他毫不在意，甚至引以为荣。“和牺牲的烈士比，我这点儿付出又算得了什么？”他经常这样说。
2015年，杨宁在辽宁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走访时，听闻埋在这里的五六百名志愿军烈士几乎没有后人过来祭扫。经过对现存资料的整理，杨宁发现，这里除了广西、云南等地的烈士，最多的是来自贵州的，多达109人。“让人痛心，他们远离家乡数千公里，亲人却不知道他们葬于何地。我花了5年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希望帮他们找到亲人。”
2020年3月，杨宁给贵州有关方面寄去寻亲信，为长眠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的109名贵州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寻找亲人。这封信在贵州省引起很大轰动，相关部门经过努力，寻找到20多位贵州籍志愿军烈士的亲属，经与杨宁核实，初步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2020年8月1日，“寻找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贵州籍烈士”仪式启动。8月底，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专程来到辽宁，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进行烈士相关信息的再确认，并对杨宁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当面感谢。10月24日，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带领已找到的烈士亲属，来到解放锦州烈士陵园，为贵州籍志愿军烈士扫墓。
让杨宁欣慰的是，广西也有好消息传来。杨宁说，这些志愿军烈士都是从朝鲜战場上转移回来的，“在锦州医治期间，受方言、口音影响，当时记录得不准确，地名信息多为音似”。
杨宁说：“寻找烈士亲人和考古看似毫不相干，但有两点还是比较相似：一是都需要耐心和细致；
二是取得一点点成绩后，内心的那份激动和兴奋，非亲历者不能体会。”
2014年，杨宁远赴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当看到“李继堂”这三个字时，他愣了一下，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名字似曾见过。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杨宁，李继堂是负伤后从朝鲜战场上转移回来的，只知道籍贯是辽宁省，具体是哪个县的不清楚，或许能从民政局查到有用线索。
杨宁乘坐公交车赶往长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帮助杨宁查找关于李继堂的档案信息。档案卷帙浩繁，想要找寻到60多年前的烈士信息，真是太难了。
“先找姓李的，找了近两个小时，我几乎都失去信心了，姓李的太多了。”杨宁估算把这些档案粗略地翻一遍，即使三天三夜也查不完。他和工作人员商量，转移目标，从医院信息里查找，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在距离工作人员下班仅有十几分钟时，他从重伤员档案材料中看到了“李继堂”，那张发黄的卡片上赫然写着：“李继堂，辽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仿佛将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宝贝挖出来，杨宁兴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杨宁连夜坐火车赶回家。第二天一大早，他在台安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查证了台安有李继堂这名烈士，但不知烈士遗骨埋于何地。
杨宁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走遍全村并最终从一位老人口中得知，李继堂没有子女，除了一个侄女生活在附近的侯家村，其他亲属都搬到了本溪市。杨宁又来到侯家村，找到李继堂的侄女。得到叔叔的消息，李继堂的侄女无比激动，她哭着说：“我二叔参加了抗美援朝，但60多年了，我们都以为他牺牲在了朝鲜，谁知道原来他葬在长春！”
三天后，两辆车载着李家几十口人，来到长春革命烈士陵园祭奠李继堂烈士。其中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跪在烈士墓碑前悲泪长流，他们追忆着烈士生前的往事，诉说着对烈士的思念和敬仰。李继堂的大侄女当时已80岁，家住本溪，她还保存着叔叔年轻时的照片。
此时，陵园工作人员紧紧握住杨宁的手，在他们看来，眼前这位瘦弱的志愿者，也是一名英雄。
在杨宁眼中，每一位牺牲的烈士都是亲人，“没有他们的舍身救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杨宁饱含深情地说。
杨宁到各地寻访烈士的相关信息时，常有人问他：“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的什么人啊？”为了避免费太多口舌，杨宁经常回答说“他是我二叔”或者“他是我舅舅”。
杨宁坦言，为烈士寻亲，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孤身行动，一路走来，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网友们的无私付出，鄉镇、社区基层工作者的支持，都给他继续前行提供了无穷的力量，这些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帮烈士寻亲，杨宁始终在路上。2023年3月19日，从山东烟台赶来的张有喜携家人共同祭拜了74年未见的父亲的陵墓。身边，有杨宁的陪伴。
张有喜的儿子张玉建说：“我小时候曾看见过爷爷张义升的烈士证。只听说爷爷当年参军后一直没回家，后来跟随部队前往朝鲜战场，不久之后就收到了烈士证。”他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杨宁后，没想到仅三天，杨宁就从自己收集的烈士名录中找到了张义升的信息。杨宁说，张义升22岁参军，随军进入朝鲜，最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遗骨被安葬在本溪草河口镇烈士陵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区。
3月19日，怀着急切的心情，年近八旬的张有喜与儿孙一同来到本溪草河口镇烈士陵园。在刻有自己父亲名字的墓碑前，他泪流满面地献上鲜花。
16年间，杨宁去过8个省、200余座烈士陵园，最远曾到过广西，已经为400余位烈士找到亲属。仅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就去了不下200次。
杨宁说：“我所践行的志愿精神也是对英烈精神的最好传递。回顾历史，追寻英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人格也得到了升华。与烈士们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相比，我个人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英雄的事迹永远也讲不完，我今生有幸，能为英烈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退伍老兵徐振理：“我的家乡滨海，是一块被先烈的鲜血浸透的红色热土，有无数先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徐振理17岁入伍，22岁退伍回乡，成为江苏滨海县天场镇民政办的一名办事员，参加革命烈士证书换发、补发及抚恤金发放等工作。
徐振理是听着抗战故事长大的。2005年的一天，位于北京市卢沟桥的“抗战雕塑园”邀请驻京百位老战士召开座谈会，徐振理的族中长辈、原海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徐平应邀出席。座谈会结束后，他打电话委托徐振理查证其家乡天场镇徐丹村遭日军侵袭的史实。
徐振理找到祖父徐万安的记载：1938年6月17日，驻阜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23人开进徐丹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徐振理的父亲徐邦石当年只有5岁。日军放火烧毁村庄、学校的时候，他和姐姐、哥哥跟随母亲到外公家躲避。日军撤走后的第二天早晨，他随母亲回到家时，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突然，屋顶上余火未熄的桁条掉了下来，砸到他的右腿……
徐邦石直到去世前15天，才把当年侵华日军这段罪行告诉徐振理。2014年1月26日，徐振理抢救这段历史的经过，以《一部〈家史〉揭开日军滨海烧村暴行》为题发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22年，徐振理撰文回忆了自己帮烈士寻亲的部分经历：
我的家乡滨海，是一块被先烈的鲜血浸透的红色热土，有无数先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也有的滨海先烈牺牲在异国他乡。1983年，我退伍后在天场镇从事民政优抚工作，此后38年间，接触了很多新四军老兵和烈士的亲人，烈士们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却埋骨他乡，几代亲人找不到他们。面对烈士亲人的如泣如诉，面对满面泪水的新四军老兵，我坐不住了，为英烈寻亲成了我的自觉行动。
我不仅走遍家乡乡村田野，还远赴广西、北京、山东、河南、河北、安徽、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泰州、淮安、宿迁、连云港等地追寻滨海英烈的战斗足迹，考证红色历史；
到档案馆、纪念馆查阅史料，深入乡村走访调查，先后为10位烈士补发证书，为122位烈士修墓立碑，为168位烈士寻到亲人，为121位烈军残复人员修建新房300多间，为2位新四军老兵补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荣誉金……
下面，我就把退休这两年，在红色寻找过程中经历的曲折、见证的传奇，简单叙述一下。
去年3月14日，央视《等着我》首播新四军老兵王玉恩的故事，非常震撼。在节目中，94岁的王玉恩深情回忆，1948年初春时节，在安徽淮南古城战斗中，他亲手掩埋了本县战友刘炳昌烈士的悲壮经过。
当年初夏，王玉恩在第六场九龙口战斗（考证为衡阳岗战斗）中失去左腿。当年8月，复员回乡。刘炳昌妻子陈士英闻讯从邻镇找到王玉恩，询问丈夫下落。王玉恩含泪告诉她：“刘炳昌牺牲在安徽淮南古城战斗中，是我掩埋的，你改嫁吧。”从此，两位老人失去联系73年。
刘炳昌烈士的亲属看到节目后，激动地告诉94岁的陈士英，经过11天的苦苦寻找，陈士英终于找到了王玉恩，也找到了我。在视频电话里，我告诉陈士英阿姨：“刘炳昌烈士安葬的陵园，被我找到了！我策划，3月27日、28日两天，陪王玉恩伯伯及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师生家长50多人，前往安徽和江苏淮安，寻访他老人家当年6个战斗遗址、祭奠刘炳昌等烈士。”
陈士英阿姨哭着说：“我和刘炳昌是娃娃亲，我舍不得他啊！我要去为他扫墓！”
3月27日，一夜大雨滂沱，我一宿未眠，跨越苏皖两省祭奠烈士的团队安全，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27日凌晨，春雨淅沥，我率领红色寻访团队向苏皖大地出发。淮安市盱眙县天泉湖镇古城战斗烈士陵园（当年属安徽淮南），94岁的王玉恩和94岁的陈士英坐着轮椅，由志愿者抬上石鼓山。迈上130多级台阶，山顶便是古城战斗烈士墓。
两位老人，白发苍苍，泪眼期待。73年的苦苦寻找和漫长等待，为的就是这一天的“相见”。
山顶的风穿过青松翠柏，仿佛在低声泣诉着当年那场悲壮的战斗。古城战斗烈士陵园自建立以来，没有刻上一位烈士的名字，但烈士们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已在这片鲜血浸染的土地上赓续传承，刘炳昌烈士正长眠于此，也是古城战斗烈士陵园确认的第一位有姓名、有完整信息的烈士。
“战友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清明节前，我一定要回来看看亲爱的战友。”纪念碑前，王玉恩的思绪被拉回硝烟弥漫的战场。
陈士英对着烈士墓声泪俱下：“炳昌，今天我终于来看你了。这么多年，我天天等，天天盼，却见不到你！今天，你跟我一起回家！”陈士英和刘炳昌从小青梅竹马，1944年新婚不久，刘炳昌挥别妻子，参军杀敌打日寇。在前线，他和本县老乡王玉恩成了亲密的战友……
2022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等着我》第二个节目，首播浙江绍兴的江苏滨海籍陆芹女士“藏在银镯子里的思念”——寻找舅舅张豪烈士部队、牺牲地和墓地的故事。这也是我七上央视《等着我》栏目，讲述我为张豪烈士寻亲的经历。
陆芹女士的舅舅张登林，1925年7月出生于今江苏省滨海县。1941年1月，还是初中学生的张登林，瞒着家人到抗大五分校参军学习，可能在这时候他改名为张豪。
当年夏天，日军发动大扫荡，抗大五分校学生提前结业，张豪被分配到新四军3师，路过家乡村庄的晚上，张豪委托偶遇的乡亲转告爷爷和父母：“等到打败日军再回家。”
这是张豪参加抗战后唯一一次路过家门却未入，之后的几十年，他的亲人一直寻找其足迹。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当年9月，张豪跟随新四军3师开赴东北，参加辽沈战役。到1948年11月17日，3师几易番号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之后，张豪的家人便再也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1950年，几经周折，家人获悉张豪牺牲在天津。张豪的未婚妻闻讯后退还了订婚礼物——一对银手镯。从此，张豪母亲以镯寄情，以泪洗面，直到81岁去世前，她还嘱告女儿们：“你们一定要找到哥哥，带哥哥回家！”
几十年来，张豪的亲人们跑断腿、问破嘴、打爆电话，仍然杳无音信。张豪的三个妹妹，现在只有三妹张登玉健在。2021年10月19日，张登玉带着女儿陆平、陆芹去天津寻找，一路辗转相关单位和纪念馆，都没能找到张豪烈士的确切信息。陆平看到查找如此艰难，撑不住了，陆芹不甘心地说：“姐姐，如果你是舅舅的女儿，你会放弃寻找？舅舅没有儿女，我们不找，他就真的没有家乡、没有儿女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
2022年春，陆芹慕名找到了我，请求我帮助寻找她舅舅的部队、牺牲地和安葬地。接到请求后，我仔细察看烈士证上的信息，烈士证上显示张豪牺牲时任39军115师343团宣教股长，我立即邀请时任39军副政委李雪的三女儿李娅、39军宣传部部长朱鸿之子朱宏佑、滨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周红松与老部队对接，可惜没有找到张豪烈士在343团的线索。曾经在115师服役的张仁江同志找到的《39集团军军史》征求意见二稿第352页烈士名录中写着：张豪，117师351团宣传股股长，男，28岁，江苏人，1941年入伍，1942年入黨，1949年1月于天津牺牲。
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39军健在老战士、军师团首长的后人，在39军史、师史、团史等史料及老首长回忆录中，广泛查找，搜集到张豪烈士有关的大量史料。我又联系天津市烈士陵园，最终寻找到：张豪之（即张豪）烈士，39军117师351团传教股长，骨灰号39—0261（老号124），1949年1月，天津战役牺牲。
至此，历时半年多，经多方人士共同不懈查找，综合现有的张豪《烈士证明书》、39军军史二稿、117师师史、351团团史、351团政委彭仲韬回忆录《烽火春秋》等大量史料，平津战役纪念馆、天津市烈士陵园的考证信息，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2022年8月5日，央视《等着我》济南市录制点珍珠泉，古亭旁，我郑重递交了十多张照片和书籍，这是记录张豪烈士牺牲时间、地点和安葬地点的重要证据，这些照片令张登玉母女倍感欣慰，她们终于可以告慰张豪烈士已故的母亲……
每一次寻找，短则几个月、几年，最长的找了30多年，几乎没有一次是点对点找到的，中间都是经历了各种曲折，也见证了许多奇迹。多少次，我都是汗水和着泪水一起往下流。
39年前，我退役不褪色，现在，我退休不退责。为烈士寻亲，为老兵圆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虽然退休了，但为烈士寻找亲人，让烈士魂归故里，将是我今生不变的使命。
“寻墓人”闫永杰：翻山越岭，穿越荆棘，“一个都不能少”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2014年，闫永杰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延庆，成为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维护等相关工作。据他回忆：“我原来是一名大学生村官，后来考到区民政局。当初分工时就把‘烈士保养这部分工作给了自己，最初接触这工作觉得就是每个月给烈士家属发发钱，帮助一些群众查查烈士牺牲在哪儿、哪年牺牲的。这是最初的想法。”
工作内容之所以没有闫永杰想的那么简单，主要是因为他刚到延庆区民政局就赶上了四海烈士陵园验收。
地处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曾经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此烈士也有很多。战乱期间，很多烈士的遗体被群众就地掩埋，甚至连墓碑都没有，因此很多烈士的家属时至今日都不知道亲人葬身何处，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总会有人把求助电话打到民政局，希望能帮助他们寻找烈士遗骨，并建立祭奠场所。于是在2016年，延庆区民政局开始对全区零散的烈士墓进行抢救性保护，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民政局就收集了172条线索。
最后一统计发现：在烈士陵园建成前，有80位无名烈士的遗骨散落在大胜岭、南湾、海字口等村的沟壑、山间，要是不保护起来，再过些年这些遗骨就可能找不到了。于是，闫永杰踏上了漫漫寻墓之旅。
为了逐一核实，闫永杰翻山越岭，半个月就跑了全区8个乡镇。他走访一个个村庄，向年长的人打听，在山野莽原间寻找墓地，并查阅《延庆区烈士英名录》和当地碑文进行比对甄别。
“天一亮就钻进山里，天黑了还在山头上转悠。”闫永杰说，经多方比对、实地走访，有19条线索具有可操作性，最终经他核实确认的散葬烈士墓有36座，核对过的烈士名字上千人。
“迁下来的必须保证是烈士，核实一定要准。”但要找对散葬的烈士墓，难度不小。许多无名烈士的遗骸散落、隐藏在沟壑山间。当年由于怕被敌人发现，很多烈士都是由村民偷偷下葬，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村民们只能拿石头、木牌等做记号。多年风雨侵袭，有的墓地被发现时，就剩下一个小土包。
最难的一次，是在永宁镇营城村寻找烈士刘文付的墓地。
老人们回忆，抗战期间，刘文付在村里工作，大伙儿都叫他“刘科员”。1945年至1946年间，他被敌人残忍杀害，头颅挂于永宁城门口。村民偷偷地将他的尸身埋在了村里，掩埋时，特地用面捏了一个头颅与遗体一起下葬。
为了找到刘文付的墓，闫永杰在营城村留了下来，并不断地向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求教。但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众说纷纭，他们只记得坟冢的大致方位。后来，一位老人带着他连翻几座山去找，但由于地形变化太大，老人找不到之前的位置了。据闫永杰回忆：
当时村里的向导带我们过去之后，基本上就是站在一个丛林中间，四周全是树林，估计当时让我再原路回去我也出不去。找得挺累的，大概在中午一两点，因为也没有吃饭，大家就说先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再找。当时山上有一个挺平、面积挺大、风化了的大圆包，我们就都坐上面歇着，歇了之后向导跟我说：“你们先歇会儿，我再去周围看看。”
他四周转了一圈，回来跟我们说：“你坐的那儿就是刘文付烈士的坟！”
当时我挺惊喜，但是也觉着挺惭愧的，觉得有点儿不尊敬了，不过确实是无心的。
真是没想到啊，烈士的墓竟然就这么找到了！可它确定就是刘文付烈士的墓吗？佐证很快就有了：在打开坟冢时，大家没有发现头骨。这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文付遗骨迁葬那天，天刚蒙蒙亮，闫永杰和施工队就动了身。到了坟冢旁，闫永杰边清理周围的杂物，边对烈士说：“给您搬个新家，那里风景好，战友多，睡着也舒服。”2016年清明节前，刘文付的遗骨被移葬到八达岭烈士陵园。如今，在这座陵园里，刘文付和其他近600名烈士相伴长眠。
长城脚下的八达岭烈士陵园，松涛阵阵，一排排烈士墓碑庄严肃穆。闫永杰擦拭着刘文付的墓石介绍，“陵园里580多名烈士，有名字的只有181人，大多都是无名烈士，我们仍然给他们立了墓石，让后人能来祭奠”。在公墓的最高处，矗立着一面长6米、高3米的“延庆烈士英名录”纪念墙。延庆区有记载的2165名烈士的名字被整齐地镌刻在上面，其中不乏“孙三丫头”“高小四子”“阎三丫头”这样的小名儿。不少名字都经过闫永杰一遍遍地反复核对。用他的话来说，“少了或弄错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失职”。
“这些烈士有延庆籍的，也有外地牺牲在延庆的，很多的烈士安葬地不详。”延庆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王玉玲说，建纪念墙是希望能以这种载体让烈士“回家”，让烈士家属有一个祭扫的场所。
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闫永杰成为76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之一。彼时他32岁，入职已经5年，五年里他奔走3000多公里，跑遍8个乡镇寻找烈士墓，与同事一起为烈士纪念墙工程整理出2165位烈士的英名。
把每一位烈士都当作至亲来守护，“一个都不能少”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散葬烈士墓的线索申报、核查工作一直在进行，闫永杰经常深受触动，“迁墓时，能从遗骨看出，不少烈士都是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出头，有的遗骨上还能看到纱布条和子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年轻的生命，许多人连尸骨都找不到，有的没有后人，有的亲人在哪儿也不知道。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把他们当亲人来对待，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事迹，让更多人去缅怀他们”。★
（责编/黄梦怡、陈小婷 责校/张超 来源/《83岁退伍老兵王艾甫：27年送200名烈士“回家”》，王莉莉/文，新华网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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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里，“兵支书”张景宪为40位烈士找到家》，刘兰英/文，《菏泽日报》2022年3月30日；
《为无名英烈守陵：一家三代接力守护70余载！》，徐向林/文，《解放军报》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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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陵园21年，他送50多名烈士“回家”》，孙永莲、史艳辉/文，《大众日报》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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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7个国家、25个省（市、区），她帮678位烈士找到家人》，昕雨/文，《妇女生活》2021年第9期；
《跨越生死的重逢：十多年来，浙江持续为烈士寻亲》，黄珍珍、金晨/文，《浙江日报》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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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斌烈士妻子叶庆华：11年间，她为数十名抗美援朝烈士找到了“家”》，蓝震/文，《钱江晚报》2020年10月23日；
《另类“考古”：他为400多位烈士找到亲人》，金国建/文，《百姓生活》2021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