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文学的语言特点及多元文化特征

王语涵

内容摘要: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东干族文化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保留伊斯兰文化色彩的同时,还吸收融合了一部分俄罗斯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东干人的语言和文学也相应具有了浓厚的多元文化色彩。本文拟以尔里·尔布都的短篇小说《扁担上开花呢》为例,阐述东干文学语言的多语化特征,并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三方面说明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

关键词:东干文学 语言特点 多元文化 《扁担上开花呢》

东干族是清末中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主要分布于中亚地区,是这一地区特有的华裔少数民族。也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中亚是欧亚大陆上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地带,被称为“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东干族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保留伊斯兰文化色彩的同时,逐渐接触并适应该地区的主流文化,也即俄罗斯文化,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特征。

在此基础上,东干人的语言和文学也相应具有了浓厚的多元文化色彩。以下,本文拟以东干作家尔里·尔布都的短篇小说作品《扁担上开花呢》为例,从语言使用和东干语本身的发展两方面阐述其文学语言的多语化特征,并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三方面说明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

一.东干文学的语言特点

东干人语言的一大显著特点为多语现象普遍。所谓“多语”,既可以指一个言语社会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现象,又可以指个别说话人具有操两种或多种语言能力的现象。在中亚东干社会中,这种多语现象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语言使用,除却母语东干语之外,很多的东干人还同时掌握俄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等多种语言;
另一方面是东干语本身的发展,在继承大量中国西北方言的同时,又“受到了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闪含语系闪语族诸语言的强有力的影响,以致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还吸纳了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等词汇,借词数量庞大,尤其是俄语借词,占比极大。

东干人的多语现象是社会变迁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下半页中国西北回民西迁至中亚,这一地区当时的主流文化是俄罗斯文化,俄语是各民族兼用的族际语。因此,作为一个新的外来群体,东干人必须学会俄语这一关键的与其他民族交流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融入主流文化圈,谋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东干人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使用俄语,还将俄语中的很多词汇借入到了东干语中,词汇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东干语的词汇量及其文化内涵。20世纪90年代后,东干人开始在传承母语东干语、掌握俄语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居住位置学习不同的所属国家的语言,又逐渐掌握了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等语言。从根本上来说,东干人选择定居在中亚这一民族杂居、语言多样的特殊地区,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以“多语人”的身份存在。

这种多语现象同样出现于东干文学当中,主要表现为对外来词的大量使用。以本篇文章所讨论的尔里·尔布都的《扁担上开花呢》为例,除了东干语原有的基础词汇,文中出现了众多诸如“埋体(遗体)”“俩格子(有资格的)”“印善拉乎(如真主意欲)”等阿拉伯语词,“阿芙塔麻提(冲锋枪)”“普热瓦(驾照)”“片塞亚(退休金)”等俄语词,“别开儿(免费)”“古纳哈尔(罪过)”等波斯语词以及其他语言的借词。

二.東干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

东干人多语现象突出是在东干文化多元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东干文学作品作为东干人语言的载体和东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多元文化色彩。以下,笔者拟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三方面,以小说《扁担上开花呢》为例说明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

(一)《扁担上开花呢》的中国文化色彩

中国文化对东干书面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到《扁担上开花呢》这篇小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给养和晚清语言的留存。

东干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联系紧密,很多书面文学的取材都来自于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除了东干人移居中亚后新作的,其余都来源于中国民间作品。在东干文学的初创期,东干人的生活环境中就有一类人专门传唱其迁徙前在中国听过的民间作品。而这些作品,代代相传,就成了后代东干书面文学作家的取材来源,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给养。例如,《扁担上开花呢》中哈尔克的妈妈“孙二娘”这一人物形象的名字就是直接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

东干文学作品中还留存着大量晚清语言尤其是中国西北方言的遗迹。如对货币单位的叫法,东干人常常把几块钱叫作几个帖子。帖子,指的就是晚清时期洋务派发行的纸币。《扁担上开花呢》中哈尔克说“月月我领的国家的七十五个帖子养廉”,就是说他每个月可以领七十五块钱养老金。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到了“官家(做官的人;
政府)”、“风船(飞机)”和“养廉(养老金)”等词语,这些都是晚清时期的白话词;
还用到了丰富的西北方言词汇,如“拉哩磨(聊天)”“越行(更加)”“乏塔塔(疲劳,劳累)”等,口语化色彩浓重。由此可见,东干语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晚清西北方言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扁担上开花呢》的伊斯兰文化色彩

东干文学并不是宗教文学,但东干族信仰伊斯兰教,因而东干文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日常行动、性格特征、思想观念等无不透露出伊斯兰文化的讯息[1]。

伊斯兰文化之所以能在东干人经历多次重大的地域迁徙、文化冲击后,仍然为东干人坚定地信仰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除却其本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外,未曾中断的文化传承路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化传承的形式分为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两种,物质形式主要是文字记载,非物质形式主要是口头传播。先说物质形式方面,第一代东干文中的35个字母,就有28个是直接借用于阿拉伯字母,可以说,阿拉伯字母是第一代东干文的主要来源。而阿拉伯字母又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东干人自然可以从其中不断汲取伊斯兰文化。再说非物质形式方面,20世纪初的经堂教育[2]也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文化在东干社会的广泛传播。大多数的东干儿童都会被送入清真寺学习经文,接受宗教启蒙。因此在东干社会,伊斯兰文化传承的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双重路径都未曾中断过,再加之东干族本身的民族文化背景,这些都使得伊斯兰教文化在东干社会得以保留并代代相传。

在《扁担上开花呢》中,伊斯兰文化色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阿拉伯语借词的使用、伊斯兰化的社会习俗和伊斯兰文化的道德约束。

1.阿拉伯语借词的使用

《扁担上开花呢》中用到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例如,“埋体(尸体)”、“顿亚(世界)”、“塔佳(安慰)”、“尤素子(圣经里的约瑟夫·雅格的儿子)”和“呼大(真主)”、“泰满木(竣工,完成)”等等。其中,“呼大”一词在东干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在东干人心中,呼大是世界的主宰,决定着事件一切事物的命运与生死。东干文学作品中阿拉伯语词使用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说明了伊斯兰文化对东干人的影响极其深远。

2.伊斯兰化的社会习俗

在伊斯兰文化经年累月的影响下,东干人逐渐形成了具有伊斯兰文化色彩的社会生活习俗。这些民俗,在很多东干书面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扁担上开花呢》则主要涉及到“做(接)嘟哇儿”和“洗埋体”这两项习俗。

“嘟哇儿”是个阿拉伯语词,意思是祈祷、祷告,与伊斯兰宗教仪式“做嘟哇儿”和“接嘟哇儿”有关。当礼拜诵经完毕,领拜者或诵经者双手展开,手心向上,默念祈求真主祈福的祷词,这叫“做嘟哇儿”;
在场的穆斯林同样手势并不断地念“阿敏(愿主准我所求)”,这叫“接嘟哇儿”。最后,做嘟哇儿者率众一起,双掌自上而下抹脸,口诵赞主词,礼即成。小说中写到哈尔克“给埋体的亲亲陆见说哩个塔佳,接哩个嘟哇儿”,这一情节就是在描写东干人的这种丧葬风俗。举行葬礼时,他们一般会请亲朋好友到家中念经,为死者祈福。

东干人把遗体叫做“埋体”,洗埋体是他们的一项丧葬习俗。依照伊斯兰教规定,除了在战争中牺牲、阵亡者连同血衣埋葬外,一般病逝亡人,殡礼前要用清水洗尸,即替亡人做大净,穿上白色裹尸布。小说有一句写道“这个节口儿里,得道谁打院子里喊哩一声:‘泰满木哩,埋体洗出来哩!”就是表现了东干人为逝者洗埋体这一风俗。

3.伊斯兰文化的道德约束

伊斯兰文化对东干人有着极强的约束作用,促使其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追求崇高的人性。东干人做事常考虑到既要对得起别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而他们认为向得罪过的人“讨口唤”,以求原谅,这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向善向美的穆斯林[3]。也只有诚心忏悔、修正错误,才能获得“呼大”的饶恕,免除灾祸,平安度日。

比如,在《扁担上开花儿》中,“孙二娘”凯婕子起初帮其丈夫藏匿麦子,不按时上交公社。但后来,凯婕子离婚了,在苏维埃当妇女部的领导。她改正错误,口才好敢担当又能力强,给妇女们干了很多好事。凯婕子这一人物形象前后的转变就展现出东干人对良好道德品质的追求和其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文中一句“呼大恕饶古纳哈儿的”,意思是真主饶恕了凯婕子之前的罪过,这正是凯婕子及时改邪归正的结果。这里也是对东干人“真主一定会饶恕一个好人的罪过”观念的体现。

(三)《扁担上开花呢》的俄罗斯文化色彩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人与中亚各族人民有着70余年的共同历史,俄罗斯文化成为中亚地区的“主流”文化[4]。东干族生活在这一地区,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主流文化发生接触,长久过后,东干族便逐渐融入且适应了俄罗斯文化。东干文学的俄罗斯文化色彩在文学语言、文学题材、文学风格和文学主题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扁担上开花呢》,则表现为文学语言使用大量俄语借词、文学题材以农村和战争为主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

1.文学语言——使用大量俄语借词

东干语是一种极具融合性的语言,除却原有的基础词汇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在全部的东干语词汇中,外来语借词约占10%,而其中俄语借词就占了7%[5]。这一比率足以体现出俄罗斯文化对于东干文学语言的深刻影响。

《扁担上开花呢》出现了很多俄语借词。经统计,全文共使用20个俄语借词。例如,把集体农庄叫做“卡勒霍子”,苏维埃叫做“萨维特”,司机叫做“少福尔”,汽车叫做“马驶奈”,驾照叫做“普热瓦”等。

2.文学题材——以农村和战争为主

东干书面文学的俄罗斯文化色彩体现在文学题材上,表现为东干作家学习借鉴俄罗斯作家,也将农村和战争作为主要的写作题材。《扁担上开花呢》的内容同样兼有这两种题材。

《扁担上开花呢》的故事发生背景是一个集体农庄,但由于篇幅较小,小说并未全方位地展示出这一农庄的生活图景,而是主要描写了农庄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小说开篇即是一句环境描写,“白杨树上的绿黄子叶叶儿跌到渠里的清凉凉儿的水里头,就翻骨碌子去哩”,描绘出一幅山清水秀的乡村景象,也营造了一种和谐平静的生活氛围。除此之外,小说的多处情节也体现出农庄中融洽和谐、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例如,当听说哈尔克老汉得到一辆国家赠送的汽车时,众人并没有产生嫉妒和不满的心理,而是“坐的人都替哈尔克老汉高兴哩”,表现出农庄纯朴的民风以及村民之间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小说也涉及到了战争题材,主要体现在结尾处哈尔克讲述自己的脚伤是年轻时当兵打仗受的枪伤。这段内容以苏德战争时俄军占领德国热伊赫斯塔格为历史背景,突出了哈尔克为国英勇作战的英雄形象,体现出东干人崇尚英雄的价值观,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

3.文学风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自1930年起逐渐形成发展的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方法,以党性和人民性为创作原则。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扁担上开花儿》中,哈尔克因为给国家打仗负伤而回家后的三十六年里,“月月领的国家的七十五个帖子养廉”,细算一下,实际已经领了一二十千帖子(一两万块卢布)。除此之外,国家还免费赠予他一辆“马驶奈(汽车)”。这些情节,都表现出其国家对以哈尔克为代表的退伍军人群体的关爱以及较为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人民性至上原则的一种体现。

总之,由于东干文化受到了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等的多重影响,东干人的语言呈现出明显的多语化特征,而作为东干文化一部分的东干文学也相应彰显出了多元文化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干文学长久以来受到了多次文化冲击,但却没有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而是将本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巧妙融合,最终演变成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也是东干文学的宝贵之处。

参考文献

[1]毕新惠.中亚东干人语言特点与民族文化认同[J].中国穆斯林,2011(02).

[2]常立霓.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3]常文昌.论阿尔布都的东干文小说创作[J].贵州社会科学,2009(04).

[4]丁宏.俄罗斯对中亚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J].世界民族,2020(03).

[5]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J].民族研究,1998(04).

[6]孟长勇.中亚东干族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J].外语教学,2008(02).

[7]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语言[J].华文文學,2012(04).

[8]杨建军.论中亚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渊源[J].外国文学研究,2007(02).

注 释

[1]常立霓.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2]经堂教育是中国回、东乡、撒拉、保安等部分少数民族在清真寺经堂实施的教育。奠基人是明代陕西回族学者、教育家胡登洲。后为迁移至中亚的东干人所继承。

[3]常立霓.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4]丁宏.俄罗斯对中亚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J].世界民族,2020(03).

[5]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语言[J].华文文学,2012(04).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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