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00）
汉代以来，阐释、研究《论语》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历代研究《论语》的方法主要有文献法、训诂法、历史事件互证法等。由于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有限，现代以前国家或私人收藏具有“封闭性”，缺乏广泛的“共享”机制，历代学者能接触的文献往往并不特别丰富。受到这些条件制约，传统的文献或训诂方法多为有限举证。这些有限举证有时候难免带有片面性、主观性，不同学者之间也多见歧异，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问题也就成为“悬案”。
仅仅依靠传统的文献、训诂或历史互证等方法，《论语》阐释或研究中见仁见智的“悬案”几乎没有破解的可能。因为除了传世文献，新发现的材料包括出土文献等也很有限，就客观条件而言，很难实现突破。就主观方面而言，可能各取所需的有限举证思维也难以“破茧”。但即使在现代，阐释《论语》的著作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文献、训诂或历史互证等方法。显然，在《论语》阐释与研究领域，如果没有方法的突破，很难获得新的证据和推进。
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论语》阐释与研究方面大胆采用新方法的集大成者。这部《论语新注新译》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一个时代或者一部著作的语言运用特点或其语用习惯为突破点，或者以更多的实证，找到相关阐释的新证据。应该说，这种方法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早已广泛采用，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杨逢彬先生把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论语》阐释，则是《论语》研究史上方法的重大创新。这种方法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文献、训诂、互证方法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而立足于一个时代，或者一部著作整体，或者更多实证，来研究局部问题和大量个案，视野更广、说服力更强。传统的文献、训诂、历史互证等方法可能“只见树木”，就是因为这些研究方法通常并不立足于一个时代、一部著作整体，而是有限举证。这些有限举证如果正好代表一个时代或一部著作的典型用法，相关阐释无疑是准确可靠的；
但这些例证是否属于典型用法，由于没有科学的统计，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甚至具有随意性，就可能导致这些例证或许是真实的，却未必能反映所阐释对象的本质。传统的文献、训诂、历史互证等方法由于立足于具体文本举证，因此必然重视局部考察或上下文“解通”，它本身不太关注整体性、时代性。这里要指出，传统的文献、训诂、历史事件互证等是很重要的实证方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每种方法也往往有其局限性，没有一种方法是万能的。因此，科学研究常常需要运用不同方法以互相补充，尤其需要新方法研究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
正是由于新方法的广泛采用，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有不少创新发现，成为当代《论语》阐释中的重要代表作。兹举数例。
例（1），《述而》篇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中，“窃比于我老彭”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作“窃比我于老彭”。杨逢彬先生认为定州本“窃比我于老彭”较为可信。他指出：“我们全面考察了《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四部古籍中1181 例‘我’字，未见有‘我’直接修饰人名者。”［1］131杨逢彬先生以大量同时代语用实例进行论证，很有说服力。“我老彭”这种表达方式颇难理解，若不立足于时代语言运用的特点和习惯，是很难提出有力证据的。虽然考察《论语》《左传》《国语》《孟子》4 部古籍中1181 例“我”字用法，还并非先秦“我”字用法的全部，但是，它明显超越了传统的文献、训诂等方法的有限、片面甚或随意举证。1000 余例的用法，可以相当程度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其说服力无疑远远超过随举一两例或三五例。
例（2），《为政》篇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出自《诗·鲁颂· 》：“思无邪，思马斯徂。”杨逢彬先生指出：“其中‘思’是句首语助词（古人所谓‘语词’‘词’‘辞’），自来注《诗》者无异议。”［2］但《论语》中孔子引用“思无邪”，其中“思”作发语词还是作名词“思想”，存在争议。如杨伯峻认为：“‘思’字在《 》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3］由于“思”作“思想”或“思想感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且易于接受，这基本上是现代阐释《论语》该章句的通解。但杨逢彬先生指出：“孔子时代的典籍中，‘思’字从未见用为名词可解作‘思想’者。据我们全面调查，孔子时代及之前，‘思’只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作动词，意为思念、思考，……一是用作语助词，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思’用作名词表示‘思想’已经是很晚近的了。”［2］
考察《论语》中的“思”，见于其中12 章计25例，除了“思无邪”例以及《雍也》篇中作人名“原思”，其余23 例全部都是偏于抽象的“想”“思考”之义，无一例作语辞。但《论语》中作“想”“思考”之义的“思”，除了《季氏》篇中“君子有九思”可作名词“思考”，其余22 例全部都作动词，没有一例作名词“思想”的。虽然“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左传·襄二十八年》）为春秋时期诸侯、臣属等引诗习惯，但难见孔子以杨伯峻所称的“断章取义”（《论语译注》）引用文献。由此判断，孔子当是以《马同》篇中“思无邪”整体引用，不可能改变“思”的用法。尽管到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后期，中原地区“思”已经几乎不作语辞而逐渐专用作动词或名词（《论语》中用法可为证），但孔子应该还是尊重他所引文献中原本保留的较古用法，取“无邪”概括《诗三百》。再者，这里“无邪”若限定在“思想”这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很难全面概括《诗三百》的特点。所以，杨逢彬先生说：“可以认为，孔子于此如果有所断章取义，也只是将具体马无邪（斜）行，当作抽象的没有邪僻了。”［1］16-17如果立足于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所谓见仁见智的分歧，其实有不少是可以避免的。
例（3），《卫灵公》篇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中，“君子固穷”的“固”有两解。《论语集解》何晏等注：“君子固亦有穷时。”“固”作“固然”“本来”，副词。《论语集注》另注：“程子曰：‘固穷者，固守其穷。’亦通。”朱熹引程子说，认为“固”作“固守”，动词。仅从《卫灵公》章句提供的有限语境来看，朱熹及朱熹以前的注，这两说都可通。宋以后学者各取所需，似乎都出之有据。杨逢彬先生指出：“在《论语》时代，‘固’做谓语时多表示‘（使）巩固’，未见‘固守’用例，也不带‘穷’这类表示抽象意义的宾语；
但做副词表‘固然’者则极为常见。”［1］294杨逢彬先生以更为宏观的先秦语用统计提供了新证据，可证理学家朱熹说与先秦汉语用法不符，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阐释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论语新注新译》中有说服力的考证居多。杨逢彬先生是民国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大师杨树达嫡孙，杨树达著有《论语疏证》。当代史学、文献学大家杨伯峻是杨逢彬先生的伯父。杨逢彬先生师从北京大学郭锡良先生治古代汉语，秉承其祖父、伯父从传统的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入手，同时开创性地把现代语言学的大数据统计方法全面引入《论语》阐释和研究中去，尤其用于解决颇具争议的问题。由于通过新方法获得了新证据，所以杨先生敢于有理有据突破古注或者一般看法，提出新说，精彩叠见。当然，《论语》所载语录及其使用的先秦汉语距今已逾2400 年，历代版本与阐释非常庞杂。据日本学者林泰辅1915 年纂《论语年谱》所录，中国自公元前202 年至1915 年2100 余年间有关《论语》的著作就有1700 余部。从285 年至1915年，日本《论语》的抄写本、传述、刊刻本近1000部［4］。此外，韩国有关《论语》的各种传本与阐释也多达数百种［5］。这还不包括欧美近年来与《论语》相关的阐释和研究。这一方面可以反映《论语》在历代影响极大，辐射极广；
另一方面，累积起来的相关分歧也很多。杨逢彬先生的新版《论语新注新译》所附“疑难词句考证索引”所列相关新考证已达197 例［6］，可谓巨量。但是，就《论语》历代积累的疑难问题而言，这197 例恐怕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论语》还存在大量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兹举一例。
《论语·八佾》篇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文献”二字的记载。汉代郑玄注：“献，贤。……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财（才）贤不足之（也）。”［7］魏何晏等的《论语集解》、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等均引郑注。依郑玄注，“文献”之“文”，指流传于世的“文章”；
“献”，指“财（才）贤”，即通晓历史掌故的贤人，“文献”即“文贤”。此后历代遵从郑注、《集解》，魏晋以迄明清1800 余年主要注本以及现代注译本等，几乎没有分歧。今主要注译本仅辜鸿铭将“文献不足故也”译作“现存的史书太少了”［8］，“文献”译作“史书”，没有涉及“贤”（人）。
但若以杨逢彬先生所引入的研究方法考察，可发现历代信从的这条郑注很难成立。其一，目前可见甲骨文、金文文献中，“献”出现多达110 余例，多作动词“进献”，作名词指“祭品”“祭器”，没有“贤”义，也不见任何一例用于通假。这是由于“献祭”为当时普遍性的重要活动，“献”字成为那个时代最熟知的专有名词和动词，其意义和用法都趋于稳定，其地位已不允许随便借作他用。其二，传世先秦文献中“献”字同样十分常见，在郑玄之前，未见“献”字用作通假相关用例及阐释。即与郑玄时代接近，如《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等均未见“献”用作通假的阐释。直到清代段玉裁注《说文》，也未采郑注以说明“献”可为通假或通“贤”。除了郑注，目前仅见东晋梅赜所献《尚书孔安国传》中有注“献”为“贤”之例，典型的如“万邦黎献”等。《尚书传》已经清代阎若璩等证伪定谳。蒋善国指出，《史记》《汉书》等均未载汉孔安国作《尚书传》，《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这本书，“况司马迁亲从安国问故，使安国果曾作传，怎能遗漏不载……在西晋末以前，不但无人说孔安国作传，就是伪《孔传》也无人见到，甚至《孔传》这个书名，也无人谈到”［9］。《尚书孔传》既伪，其出现在郑玄之后不久，不过是晋人沿袭郑注，当然不能作为郑注的旁证或依据。且仔细推敲伪《尚书传》相关注，训“贤”同样不能成立［10］。除郑玄注“孤例”及伪孔传袭用，先秦文献未见注“献”通“贤”之例。其三，《论语》中“贤”共出现25 处，而“献”仅见于“文献”1 例。若“献”通《论语》中极为常用的“贤”，既不符合甲金文字及先秦文献中“献”的用法（“献”不用于通假），更不符合《论语》用词习惯。如《论语》中不见“欤”，全以“与”通假；
不见“汝”，全以“女”通假；
不见“智”，全以“知”通假。在《论语》里，“贤”作为重要概念频繁使用达25例，早已通用，根本无须通假，即不具备“献”通“贤”的条件。若“文献”之“献”通“贤”，以《论语》的表达习惯，必作“文贤”。这一条属于内证，甚为重要。“文献不足故也”历代均采无可信训诂证据且无旁证（唯一旁证《孔传》已伪）的郑注，原因还是在于尚未全面调查商、周时期“献”的用例与用法［11］。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先生认为，学术创新由高到低主要有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材料创新、理论应用创新［12］。刘曙光先生把方法创新置于新材料发现之前，是有道理的。即便是考古重大突破获得的新材料，能彻底颠覆或定论某些重大问题，但新材料起的作用通常仅限于局部个案。方法的创新却可以辐射很广泛的领域，所以它比解决局部个案的新材料发掘更有价值。本文所述“文献”相关考察，也正是采用杨逢彬先生大数据语用统计方法进行的尝试。将来更多学者，采用相关方法可以解决《论语》阐释和研究中的更多问题，甚至不只限于《论语》的问题。杨逢彬先生的《孟子新注新译》，也是新方法研究的力作，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具体评价了。换言之，从学术角度来看，《论语新注新译》的最大价值，或许不仅在于重新论证了多达197 处问题，及以其更有说服力的阐释赢得读者的广泛接受，而是在于杨逢彬先生引入的大数据语用统计方法，拓展了文献研究新的广阔空间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更多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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