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杰，孔凡斌，1b，2，徐彩瑶，1b，2
(1．浙江农林大学 a．经济管理学院，b．生态文明研究院，杭州 311300；
2．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杭州 311300)
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以及人类通过付出劳动参与其中生产的产品[1]，包括供给类服务、调节类服务和文化服务类产品[2-5]，其中的调节类生态产品直接关联人类福祉。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主要包括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气候调节，关联经济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固碳释氧服务与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生产和产业发展高度关联，水源涵养与森林培育及可持续经营紧密相关，土壤保持影响森林土壤长期生产力和林产品产出潜能，气候调节关乎包括林业生产和人类生态福祉的各个方面。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产品供给是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乡村进程中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生态资本及生产要素。因此，对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区森林生态系统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及其经济转化效率进行核算，探索影响转化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可为优化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大的意义。经济学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生态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于经济系统之中，有着与其他要素不同的自然和社会属性[6]，对其经济利用必须基于现有资源量，控制环境影响，限制发展规模[7]，注重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发展[8]。生态产品作为生产要素，其价值的实现需要以要素的经济转化为条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高低则需要通过要素转化效率来衡量。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生态产品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9]，其经济学本质就是自然生态系统产品绿色核算价值总值及生产总值(GEP)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转化过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即是指GEP向GDP转化的效率，是科学评价和不断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依据。然而，有关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更多地停留在定性描述、一般性的政策解读和实践案例的归纳总结，仅有的定量研究尚局限于GDP与GEP的简单比例，缺乏经济学意义上的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以及基于效率测算的实现机制的研究探索。此前，相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研究。“生态效率”概念最早由Schaltegger和Sturm提出[10]，并经历修正和完善[11-12]。生态效率的基础理论[10]、测度方法[13-17]以及在企业、行业、区域等不同尺度及领域的应用研究[18-20]仍然方兴未艾[21-23]，为开展区域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借鉴。鉴于此，以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浙江省丽水市为研究对象，以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及其价值转化效率为研究切入点，从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率的角度，对区域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期为探索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丽水市境内有钱塘江、飞云江、椒江、瓯江、闽江和赛江，所以丽水市有“六江之源”的美誉，水资源十分丰富；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均居全省首位，所以丽水市被誉为“浙江绿谷”，森林生态产品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1月12日，中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丽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意见》，确定丽水市为中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丽水市随即做出关于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建设的决定，建设全国领先的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体系、开拓多元高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健全科学务实的生态产品保护补偿制度和完善协同有力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因此，选择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示范区浙江省丽水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进行研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2020年丽水市GDP达1 540.02亿元；
人口总数270.7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82.63人，所占比例为67.46%；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5万元，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36万元；
林业用地面积146.61万hm2，其中森林面积141.15万hm2，森林覆盖率81.70%，活立木蓄积量8 597.03万m3。
1.2 研究假说
生产效率是指在固定投入下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比率，它反映了最大产出的可达到程度、预期目标和最佳运营状态[24]，为准确分析在一定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条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及利用情况，需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反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紧密对比关系即要素转化效率。理论上，生产效率可分解为技术前沿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随着研究的深入，生产效率又被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25]。经济学理论认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需要资源配置效率、资本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26]。由于森林资源禀赋、生态要素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水平、产业组织形式、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政策制度等内外因素的异质性特征[27]，不同地区的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在不同时间可能会产生波动，生态产品转化效率水平也就可能出现差异。森林生态产品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转化效率要受制于资本、科技、林地面积、劳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28-30]，且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综上所述，提出H1和H2两个假说。
H1：不同区域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实践的推进，综合转化效率呈现总体提升的发展态势
H2：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方向和程度上影响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的转化效率，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1.3 指标构建
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具体测度指标，通过使用Malmquist模型计算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分析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与林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用固碳释氧价值、水源涵养价值、土壤保持价值和气候调节价值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科学性和完整性，建立如表1所示的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指标。其中，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总量采用InVEST模型[31]和中国科学院开发的IUEMS软件[32]进行核算，其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和影子价值法进行计算。
表 1 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指标Table 1 Input-output indicators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the forest regulating ecological products
为了研究影响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因素，选取如表2所示的具体变量。第一，林业劳动力，林业劳动力资源配置会对生态环境、林农收入以及林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由林业从业人数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得到。第二，林业投资，林业投资水平会显著影响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林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表示。第三，林地用地面积，林地面积资源配置会显著影响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第四，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科技发展水平能够在生态产品的社会经济服务和自然生态服务方面都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选取科技人员数量来表示。第五，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表示当地的发展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产品的认知、需求等产生影响。第六，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变化会引起生态状况与资源利用方式等的改变。
表 2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Table 2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每个县(市、区)在每年的各影响因素及变量均提供1个样本量，共9个县(市、区)，时间范围为2011—2019年，因此每个县(市、区)提供的变量样本总数量为81个。转化效率使用MaxDEA软件计算所得。
1.4 数据来源
固碳释氧功能量核算主要采用固碳量和释氧量进行计算[33-34]，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水源涵养采用水平衡方程进行计算[33]，所需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土壤保持量主要采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进行计算[35]，所需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采用生态系统蒸腾蒸发总消耗的能量作为调节气候的功能量[33]，所需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数据中心，时间范围均为2011—2019年。影响因素指标数据来源于《丽水市统计年鉴(2011—2019)》《浙江省统计年鉴(2011—2019)》和《浙江省林业统计年鉴(2011—2019)》。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1.5 数据处理
1.5.1 采用Malmquist模型方法计算综合转化效率
综合转化效率即M(xt+1，yt+1；
xt，yt)，是指在技术和制度确定的条件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它可以反映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与林业产值之间的转化关系，可以反映从研究期初到研究期末的效率动态变化值[26]，因此常用作衡量不同时间段内投入-产出水平动态变化的特征与趋势，以便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将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系统作为决策单元，参考文献[36]，根据衡量效率变动的Malmquist模型，使用MaxDEA软件计算出丽水市2011—2019年的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的Pech、Sech、Tech和CCE(综合转化效率)以及丽水市各县区的Malmquist指数。
1.5.2 采用Tobit模型方法估计各因素对综合转化效率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使用Malmquist模型计算的结果为0～2，但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会产生偏差，因此采用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估计[37]。使用Stata 15.1软件对T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1.5.3 样本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Tobit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的最大值为4.19，远远小于10，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式中CCE表示被解释变量，即综合转化效率；
Zi表示解释变量，即林业劳动力(FL)、林业投资(FI)、林业用地面积(FLA)、科技发展水平(ST)、经济发展水平(ED)和产业结构(IS)；
βt为待估参数；
β0为常数项；
ε为扰动项；
i=1，2，……，6。
2.1 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变化特征
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表4)表明，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示范区浙江省丽水市各县(市、区)效率变化存在以下特征。
表 4 示范区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Table 4 Malmquist index and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the forest regulating ecological products
2.1.1 综合转化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
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如图1所示，呈现波动不定的变化特征。2012年明显产生“低谷期”，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效率下降所致，说明在该年的投入水平下，森林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存在短板，到2017年出现“高峰期”。
图 1 示范区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综合转化效率变化特征Figure 1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forest regulating ecological products in Lishui City
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原因可能是丽水市R&D经费投入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平均每年增长0.14%，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连续下降，技术进步效率不断提高，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不断提升。
2.1.2 不同区域综合转化效率均有所提升
从示范区各个县(市、区)情况看，从2015年起，综合转化效率均有所提升，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使得林业保护力度得到加强。2014年，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可持续发展，使得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稳步提升，这也表明丽水市生态环境保护富有成效。
具体来看，缙云县、云和县和松阳县综合转化效率较高，这3个地区开放程度较高(分别为0.12、0.16和0.18)，对高素质人才具有较强吸引力，从而推动了科技发展水平，提高了综合转化效率。景宁县、龙泉市和庆元县综合转化效率波动幅度较大，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原因是环保预算占财政预算的水平相较于其他县区水平稍低，平均水平分别为0.021、0.023和0.016，且每年波动幅度较大，不利于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这一结果验证了H1假说。
2.1.3 提高技术进步效率可以推动综合转化效率的高质量提升
从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与其分解效率的关系方面来看，纯技术效率变化较小，规模效率值趋近于1，技术进步效率波动幅度较大。由于综合转化效率由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的乘积决定，这表明技术进步效率对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影响最大，对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解释能力最强。
为了精确测算综合转化效率和各个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偏相关分析，以计算相关程度。结果显示，缙云县、莲都区、松阳县、云和县、龙泉市、庆元县、遂昌县技术进步效率对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37、0.995、0.995、0.867、0.890、0.906、0.983，均通过0.95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与技术进步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丽水市必须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来推动综合转化效率的高质量提升。
综上所述，同一地区的综合转化效率在不同年份变化不一，且各个地区的综合转化效率在同一年份相差较大。技术进步效率对综合转化效率的制约较为明显，因此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同时，必须加大对科技研发与推广的投入，不断提高丽水市林业技术进步效率，从而推动综合转化效率的提升。
2.2 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特征
由回归分析结果(表5)可知，不同的影响因素对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特征，这一结果验证了H2假说。模型整体上较为显著，且拟合优度为0.420 5。具体特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Table 5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sults
2.2.1 林业投入和产出水平受劳动力转移影响程度越大
林业劳动力(FL)对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林业劳动力每增加1%，综合转化效率将会增加3.85%。这表明林业有效劳动力水平越高，综合转化效率越高，即林业投入和产出水平受劳动力转移影响程度越大。这与已有研究[38]的结论相悖，可能原因是丽水市林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有效劳动力水平与资本并未形成有效的替代关系。
2.2.2 较低的投资水平使得综合转化效率难以提高
林业投资(FI)对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并通过l%的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为-0.252 7。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林业固定投资水平较低，丽水市林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2012年的17.97亿元，下降到2019年的11.59亿元，较低的投资水平使得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难以提高。
2.2.3 增加林地面积能够提升综合转化效率
林业用地面积(FLA)对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每增加1%的林地面积，会使综合转化效率提高0.86%。由此可见，林地面积增加对提高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可能原因在于丽水市森林覆盖率逐年提升(已达到81.7%)，并且丽水市省级林业龙头企业不断增加(已有4家)，有效地整合了林地面积资源，逐步实现林业经营管理的规模优势。
2.2.4 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未产生良好的带动作用
科技发展水平(ST)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丽水市的林业科技投资存在不足，科技水平有待提高。可能原因在于丽水市贸易进出口额较低，2019年出口额仅为267亿元，进口额仅为27亿元，地区开放度较低，在浙江省处于较低水平，对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吸引力不足。经济发展水平(ED)和产业结构(IS)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地方过分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环保投资有所欠缺，2019年环保投资占财政预算支出仅为1.8%，远低于国家4.2%的水平，对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并未产生良好的带动作用。
综上所述，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丽水市林业投资和劳动力投入没有达到有效规模，应该科学合理地衡量二者投入之间的关系，形成劳动力和资本的有效替代，林业用地面积应避免过度细碎化，整合资源优势，形成规模经营。适当提高地方开放度，可以加大林业科技投资，促进综合转化效率的提高。推动产业转型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的带动作用，提高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
3.1 结论
第一、国家试点区浙江省丽水市各县(市、区)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不断提升，发展潜力巨大。国家试点区浙江省丽水市各县(市、区)在相同时间效率值存在差异，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综合转化效率波动幅度较大，其中技术进步效率是对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最显著的制约因素，必须依赖技术进步提高综合转化效率。第二、林业劳动力和林业用地面积均对国家试点区浙江省丽水市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综合转化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均通过5%水平以上的显著性检验。林业投资对国家试点区浙江省丽水市森林调节类森林生态产品综合转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并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对林业劳动力、林业用地面积和林业投资的变化较为敏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合理调配三者之间的投入比例，提高边际效用，促进森林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综合转化效率的提高。第三、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对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带动作用较小，以后应注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优化。
3.2 建议
基于国家试点区浙江省丽水市各县(市、区)森林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调节类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特征，需根据以下步骤制定具有针对性、且能够兼顾整体和差异的应对措施。
首先，要进一步加快优化全市产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基于森林资源的特色生态产业经济，实现林业“三产”融合发展，促进林业调节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现实经济产值，切实提高整体转化效率。
其次，要继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全市森林生态产品存量，提升森林生态产品品质，为生态资源产业化和资本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增强可持续发展潜力。
再次，要进一步加大全市林业资金和技术投入水平，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生态产品要素价值经济转化效率。
最后，要尽快制定差异化的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推动各县(市、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全面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根据丽水市各县(市、区)的森林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提出相关建议。由于景宁县、龙泉市、庆元县和遂昌县的综合技术进步效率偏低，从而导致综合转化效率偏低。因此需增加这4个县(市、区)的林业有效劳动力，科学合理地控制林业固定资产投入，同时还要增加集约化利用林地面积，从而形成规模优势，以此提高技术进步效率，促进综合转化效率的提升。虽然缙云县、莲都区、青田县、松阳县和云和县的综合转化效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效率值却波动较大，同时各县(市、区)不同时期劳动力、资金、林业用地面积等投入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要在加大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的同时，继续优化这些县(市、区)劳动力、资金、林业用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完善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财政补贴、市场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体系，避免资源冗余和过度投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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