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燕，李灵通，向春琳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重庆 404047)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处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1]275。因为人乃万物之灵，欲望繁多，无穷无尽。“文学”的产生正是以这种“表达欲望”为前提，而网络文学因网络的技术加持，史无前例地使得人类(作为非集合概念解读的“人类”)即“每一个人”都在“文学”最初的“欲望表达”层面实现了从“社会人”到“文学家”的身份转变，甚至“网上各种假名很多。谁知道电脑后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没准是条狗”[2]221。当“人人都成了文学家”，网络文学话语的实践主体便会出现通胀现象，进而关乎文学的本质,而“文学性”便会极度贬值。青年大学生作为游弋于网络空间的主力，其价值观念的正向养成必然深受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学话语的影响。在网络时代的强势进驻不可逆转之下，以“文学审美”自持的主流文学当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时代催生的网络文学样态；
在青年大学生醉心于网络小说、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的现实面前，以“文以载道”“传道授业”为理想标注的象牙塔内学人，又该以怎样的立场、路径导引主流价值取向。这一系列问题便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严肃且认真面对的时代课题。此课题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不但需要对以“网络文学话语”为核心的结构概念，诸如“网络”“文学”“话语”等术语抱有充分的理解，同时，需要以“间性”的立场来看待网络时代文学以多元话语手段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以此寻找技术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三个层面的创新开辟引导与导向之路，实现对青年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效引渡。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创造历史”[1]273。这一递进式的语义说明,具有辩证色彩。“网络”并非单向度的物质能指，它自身还参与人类的历史实践，具有丰富的所指。只有在这种“间性”立场的指导下，才能够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网络”“文学”与“话语”,进而明确“网络文学话语”这一语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明确三者之间的“间性”关联。
(一)网络文学的时代所谓
人类社会一切物质与精神生产，追根溯源均来自人类历史的时代实践，究其本质均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时期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网络”的能指从时间线索可追溯到1969年的美国，即最初名为“互联网”又称“因特网”现今泛称“网络”，但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所指与含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凯文·凯利曾感叹“我以电脑网络为生。这张网络之网——因特网，连接了全球几百万台个人电脑”[3]717，然而随着移动信息终端的更新换代与网络数字的空间扩容，一个地球村中随时随地“人与人互联互通”的即时面对面时代早已如约而至并异彩纷呈。需知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互联网就成为了泥沙俱下与良莠不齐的温床和土壤，而“文学”因其“欲望表达”的最初基质亦成为人类欲望话语的原始本能表达的艺术化处理，适逢网络空间提供了随时随地发声的“自由”，从而激发了人们对于“欲望话语”的豪情，而网络文学将这种“豪情”顺理成章地移至网络进而酣畅淋漓地宣泄喷张，于是“网络为文学开启了一个开放、自由、平等的平台，成为多元话语的狂欢场”。[4]75网络文学成为了社会转型时期，多元价值取向彼此碰撞、博弈、喧嚣的话语意识形态场域，不少带有极度情绪化的表达甚或粗鄙、低俗、淫秽的言语亦在其间兴风作浪，因此，必须以“间性”的立场来审视“网络文学，并不是指一切在网络发表、传播的文学，而是在网络中生产的文学……网络不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而同时是一个生产空间。”[2]126
(二)话语多元的文学样态
“话语”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兴起的宏大概念，继而衍生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分析”范式，其中尤以福柯的分析为代表。虽然“福柯……并没有建立一个话语理论，而是一个启发式的工具箱，一个话语分析的工具，它阐明了探究的对象(话语)和一些接近它的策略”[5]73，因而“话语”作为方法论存在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话语不是简单的‘文本和谈话’，而是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包括个人、物体、行为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是非常具体的，或者说非常具体的包括有意义的语言材料。”[5]98恰好网络文学从载体样态角度而言，它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上“话语作为简单的‘文本和谈话’”的认知，“话语”在此相当于文艺理论界借用西方话语的“超文本”，具体表现在音频、视频、图像、图片、影视剧作甚至电子游戏中，因此完全可以将它们统括为“网络文学话语”，正如现今尤为青年大学生所热捧的网络小说、网络影视与网络游戏，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内生的逻辑因果关系，网络小说是网络文学话语的原型范畴，其他网络影视、网络游戏是这一原型范畴衍生的文化产品，但其内里都在遵循着网络文学的叙事逻辑。借用邵燕君对猫腻《间客》的评价话语就是“爽”和“情怀”，这种“爽”和“情怀”是网络文学话语得以生存并在中国网络文学场域得以发展壮大，甚至与传统文学平分秋色的底气和资本，亦是网络文学读者的欲望伸张和满足。
“间性论将世界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组成和重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整体过程或者过程整体。”[6]63“间性”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以笛卡尔为源头的主客二分认识论的扬弃式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强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雄心，于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傲慢情绪开始滋生，将主体之外的客体作为他者进行排斥、藐视与奴役。因此，立足于间性立场在网络文学话语场域探究青年大学生价值观主流引渡的现实问题，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教育者、受教育者在看待一系列问题上的主客二分立场，造成了彼此的关系断裂或者抗争僵局，进而在网络文学话语技术驱动、写作主体与文化交互层面之间呈现间性缺位的问题。
(一)技术间性的“我时代”祛魅
“关系是间性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当人们相遇时，便进入到各种可能关系亦即间性之中。”[6]61技术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大踏步地跃进，进而催生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变化；
与前现代所不同的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其对人的辅助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从前，已经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人与技术的间性存在，已经被技术客体的越界冲动所蒙蔽和遮蔽，进而将人的主体性悬置并失重。尤其，网络信息技术的虚拟空间打造，让游弋其间的冲浪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力机会，自我意志的自由喷张凭借技术的加速运转，顺势打造了“我时代”的出场。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流量经济广告词，便是对“我时代”朴素而深刻的描绘。“面对不确定的‘我时代’，‘悦己’哲学应运而生。”[2]26而“悦己”通俗地讲就是“我乐意”，此种“我乐意”的价值取向背后恰恰就是对“间性”立场的驱逐。因为“我时代”的字典里只有“我”，从技术间性的角度来看，就是技术与“我”的苟合。其表面上是技术的发达，导致了“我”的刚愎自用，但深究其内部，恰恰又是人本身对技术的偏执与迷狂。“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7]24，即是人对技术偏离间性立场的价值解读，亦即“技术进步能否真正导致社会进步，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是否正义，指导技术运用的价值观是否合理。”[8]1-5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实践，均会因为对本能欲望的满足而丧失对集体正义的洞察。对青年大学生来讲，一味地追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爽”，会因其数字乌托邦的自我意淫，而退化其关注现实的能力。因此，教育者需要介入这个假想的数字乌托邦，指出技术间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存本相；
将青年大学生从数字乌托邦中解放出来，塑“三观正能量”、育“家国情怀”，引导其既心怀理想又面对现实，并通过网络世界的意志表达来反映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关照，把“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主体间性的“我与他”超越
“散点辐射与焦点互动并存，构成间性主体的技术基础。”[9]96技术是主体间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网络技术推动网络写作主体间性对传统写作主体性的解构，即实现“作者已死”的结局。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即作家在人类历史上均是神秘、高贵、权力的象征，是少数人的专利。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更加铸固了“文人雅士”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文化印象，在那种普通百姓连识文断字的基础性文学操作都难以触及的时代，上流文人创作主体写作什么百姓就得“读”什么，甚或这种读的权力也因文化知识水平所限而被迫放弃。由此，这种近乎一头独大的文化垄断也自然而然地垢积了文坛上的某些历史性弊端，既含有书斋故纸堆里的顾影自怜，也含有与社会脱节脱钩的故步自封。网络文学诞生以来，中国网络文学现象堪称20世纪的奇迹之一，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发达，每一个网民都能够信手拈来、染指文学，也好似宣判了传统文坛里某些傲慢自持者的死刑。“我时代”的到来，庄严布告天下“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传统、权威、天启神谕命定的他者，这对于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孤独的狂欢’的文学网民来说，不啻是最好的宣言。”[9]97于是，人人操起键盘、狂点鼠标，文学网民中的先行者借助网络平权特质，集结粉丝军团，通过类型化的资本运作，形成了今天玄幻、武侠、言情、历史、军事、灵异、同人、二次元等品类丰富的网络文学阵容。从前的“他者”成为“我”，网络文学场域作者与读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间性关联。然而“网络写作不仅是主体在审美关系中的个性化展开，而且是间性主体在赛博空间里的互文性释放”[9]94，在欣喜于中国网络文学百花齐放的同时，必须警惕这种“互文性”释放之中掺杂的情绪偏执。不可否认网络文学话语对“个性写作”“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负面价值取向的本能迎合，同时一些网红作者的情感偏好带歪了人们的是非价值判断也不容小觑，更不能放任自流。所以，“主体间性”既有网络文学场域中新生代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有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是故，全体网文参与者既不应该只为追求“作者已死”的爽的快感，而不分好坏地全盘接受网络文学场域的一切狂欢，也绝不能排斥、放逐与丢弃传统文学“严肃性”的追求，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发扬与创新其“文学性”与“经典性”的终极追求。
(三)文化间性的“经典性”解读
“文学的‘经典性’通常意味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它不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其本身就是文学标准变化的风向标。”[2]123欧阳友权先生引谈到“后现代文化氛围下的文艺与美学，无一不打上后现代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具有‘超越性’，艺术已成为适应性和沉沦性的代名词。艺术等同于生活，生活成为了后现代人的艺术棋盘。”[10]21作为文化表征的典型，文学场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尤为鲜明、强烈，主流文学向来拒斥、藐视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学，然而作为青春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的强势席卷又是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现实，因此以文化间性的立场来看待主流文化与所谓青春亚文化的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纵观十多年来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学术研究的落后十分明显，现有的一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狂躁虚无’的时代病，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轻浅叙述，而鲜见发人深思之作。”[11]6这种“狂躁虚无”主要表现在“站着骂人”的不少，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不多。这种时代症候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主流文化或者文学场域的人，依旧是一种好为人师的主客二分立场，像极了“我说你不对，你就得听”的做派。“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由此导致完整人格的支离，个性的扭曲，迷失于外在的观念、权威、功利、名义、物质利益之中。”[12]27这种教育的思维方式，很可能进一步激化了青春亚文化的反叛心理。如果简单粗暴地将主流文学认为的文学“经典性”强加于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势必遭致反弹，因为网络文学相较传统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网络性”。邵燕君指出“在‘网络性’的意义上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是，使‘经典性’与那种一以贯之、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脱钩”[2]130。当然，这种“脱钩”并非是对真、善、美主流价值观的废弃，而是在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下，认清“由精英启蒙、教育、引导大众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各种精英力量只能隐身其后发生作用”[2]134。这种“隐身”就在于以文化间性的立场，走向青春亚文化的场域，走进网络文学场域，走入网络文学作品，运用网络文学话语并以学院派的研究优势，发现、挖掘其自身的正能量，因势利导地实现网络文学话语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引渡。
数字时代，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无限发达，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与自我的意志表达无比便捷。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欲望的表达在这个时代得到史无前例的伸张。网络文学场域因媒体技术的加持，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伸扬自我意志、寻找自我归属的数字乌托邦。网络的平权特质，使得网络文学话语实践的主体虚拟而通胀，电脑背后坐着的可能是“抠脚大汉”，甚至可能是“一条狗”。恒河沙数的网络文学话语产出势必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对处在价值观念养成阶段的青年大学生很大可能会造成不良的负面影响。面对如此现实问题，运用“间性”立场的审思视角与方法操作，具体从技术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三个层面，理清网络文学场域内部、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走进去”与“走出来”的态度，发现、挖掘网络文学话语的“经典性”样本，从青年大学生的时代喜好出发，以严谨的学理做派、诙谐的网络文学样态话语，实现对青年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养成的有效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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