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尚，王莹，何海明
至2020年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依据教育目的和学生家庭经济水平做出灵活调整，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全流程、全覆盖的柔性资助体系。与此同时，精准资助的稳步推进，资助育人的逐渐深化，体系规范的不断完善，资助宣传的广泛开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灵活运用，都使我国的高校资助效果得以显著提升［1］。虽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资助的精准水平得以提升，资助体系自身的优化使资助流程不断简化，资助宣传范围的扩大与财政拨款力度的增加提高了资助的覆盖面，但面向本科教育的“奖、助、补、减、免”资助体系的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资助规模扩大导致财政负担增加、学生人数增加致使资助力度不足、体系转型困难引起工作权责不明等。为了满足现阶段国家资助工作的要求，目前各种资助类型的“育人效果”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在理念上，强调精准识别以提升经费利用效率的“精准资助”正在向强调资助效果的“资助育人”转变，资助工作原则正在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因此应针对资助的性质和功能展开研究，通过对各类资助所包含的“育人”因素加以分析，明确各类资助的“育人”机制，从而为有效提升资助的“育人”效果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基于此，本文使用某“211”高校2021届本科毕业生数据，引入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学院与专业异质性，考察各类资助对学生就业升学绩效、学业水平、思政水平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当前，有关“高校学生资助”的研究方向逐渐由“精准资助”向“资助育人”转变，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资助效果的提升。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研究分为三类：学生资助的行政体制构建，资助育人的实施路径分析，资助育人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三类研究分别聚焦于三个问题：如何为资助工作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如何为工作的开展选择恰当的方式、方法？如何客观地 评价资助效果并有效提升资助效果？这些研究描述了当前资助工作的现状，分析了资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了下一阶段资助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路线方针。
“学生资助的行政体制构建”方面主要的研究观点有：（1）随着资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奖、助、贷、勤、免、补、偿”七位一体的资助体系已经初步形成［2］，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保障资助的有效性，即加强“资助”对“育人”的推动作用。（2）实现以价值引领、道德浸润、理想指引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育智”和以素质提升、社会实践、创新创业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育志”的有效结合，是当前资助工作重中之重［3］。（3）当前资助工作的工作重心转变需要重新考察资助机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重点分析工作目标、基本原则、资助目的、育人导向、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依据分析结果重构顶层设计、调整供需结构、优化资源配置［4］。（4）工作重心转变过程中，现阶段资助体系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贫困认定机制不够完善合理［5］、资源配置方式单一、效益较低［6］、学校师生参与不足［7］。（5）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应根据学生基本情况和生活学习中的具体需要［8］，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资助以减轻财政负担，根据学生专业特征与家庭情况科学确定资助需求［9］、充分调动师生参与“资助育人”活动的积极性。（6）最终要建立“学校—社会—学生”三维度一体化的资助体系，并构建由贫困识别到资助发放全过程、全方位的保障机制［10］。
关于“资助育人的实施路径分析”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发现：（1）“资助育人”强调了国家对高校学生经济资助的育人效果，即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为此应以提升育人效果为导向，充分考察“奖、助、贷、勤、免、补、偿”体系内在机制，分析不同形式的资助效果［11］，以推动新目标下资助体制的转型和配套人才队伍的定向培养。（2）国家需要开源聚力、按需配置，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学生资助，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人才资助的积极性［12］，以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来弥补人才资助成本。
关于“资助育人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的研究，学者们发现：（1）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资助体系和配套政策，但在具体工作执行中仍面临着实施过程规范不力、育人效果重视不够、资助力度把控不准和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助的育人效果［13］。（2）资助工作具有五大特性，即回应性、效益性、效率性、公平性和充分性。基于这五大特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受限于资助渠道少、思想教育不足等方面的原因［14］，当前的资助效果有信息宣传不到位导致的资助范围覆盖不够、识别机制不完善导致的资助方式选择不当、思政教育不重视导致的扶志工作效果不佳等问题［15］。（3）高校应继续完善各类资助方式的育人机制，并结合学生特征和具体的资助工作目的选取恰当的资助方式［16］。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国内某“211高校”2021届本科毕业生数据，使用面板效应模型考察各类资助的育人效果，以期给当前高校资助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策略。
1.变量设定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扶贫”理论，结合我国就业市场现状，本文分别以学业成绩、就业升学绩效、学生毕业时的政治面貌和心理评测做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类奖学金在本科阶段的发放金额做为解释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以研究各类资助对育人效果的影响。各变量的指标说明如下：
（1）就业升学绩效。该指标衡量本科结束时学生最终就业或升学的成果，指的是本科阶段的教育结果。绩效评分则根据就业或升学单位在招聘或招生时的要求高低来评判。一般而言，对人力资本要求越高的就业单位或学校，其招聘或入学要求也会越高。因此认为该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本科阶段的“教育结果”，其具体评分方式见表1。
表1 就业升学绩效得分
（2）学业水平。本文以学生本科四年加权学分作为衡量学业水平的变量。学业水平反映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课堂表现，是学生履职态度及结果的重要评价。
（3）思政水平。入学前大部分学生的政治面貌为团员，在本科学习期间，部分思想进步表现积极的学生则有机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或者党员，因此根据学生大学毕业时的政治面貌可以判断出学生在校期间思想政治觉悟水平的提升程度。评分标准如下：群众为0分，共青团员为1分，预备党员为2分，中共党员为3分。
（4）心理健康水平。资助工作不仅要解决学生的经济问题，更要关爱学生心理健康。根据“扶志”的要求，资助应该对学生心理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因此采用学生心理状态的重点关爱级别作为衡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变量。非重点关爱学生评分为0，接下来按照关爱程度的等级，1—3级依次评分为1—3分。
解释变量为各类奖学金在本科阶段的发放金额，主要包括国家资助、国家奖励、国家奖助、社会奖助。其中，以学生四年时间获得的国家助学金金额作为“国家资助”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反映国家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以学生四年时间获得国家奖学金金额作为“国家奖励”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反映国家对优秀学生的奖励；
以学生四年时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金额作为“国家奖助”的衡量指标，反映国家对优秀且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和奖励；
以学生四年时间获得社会奖学金金额作为“社会奖助”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反映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的奖励。
考虑到样本中学生年龄差异较小，而家庭经济情况的数据由于要考虑学生隐私，因此控制变量不能公开。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唯一控制变量。性别编号男性为1，女性为2。
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学校学生资助信息系统，样本为2021年毕业的本科生，各类资助金额以万元计。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由表2可知，学生平均学业水平和就业绩效较高，均值分别达到80.229和2.941，表明样本高校中学生自身的优秀与勤奋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以该校学生为研究样本可以更充分地考察经济资助的育人功能。同时看到，样本中男生数量较多，但受到心理关爱的学生数量极少，毕业时成为预备党员或党员的人数也较少。在各类奖助金额中，社会奖助最低，人均仅有0.004万元，且奖助覆盖面最小，标准差远高于均值。国家资助的金额则最高，达到了人均0.165万元，标准差与均值间差距较小，覆盖面也相对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模型构建
为分析各类资助对育人绩效的影响机制，以期更好地调整资助策略，提升资助育人的工作效率，本文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各类经济资助在不同维度的育人效果。研究数据主要采用高校资助管理系统导出的截面数据，为了在分析中考虑各学院专业与课程类型的不同造成的就业、升学难度与课程考试难度上的差异，去除专业的异质性带来的计量误差，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变量间关系进行考察，以学院作为面板变量展开回归分析。模型的一般形式见式（1）。
式中，i，j分别代表第i个学院的第j名同学；
分别是各解释变量对获得经济资助大学生资助绩效提升的影响系数。为随机项，代表其他因素与随机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下同。
在进行回归前需要进行模型选择，以学院间异质性造成的回归误差类型选择恰当的面板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首先对就业升学绩效模型进行面板效应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适应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说明学院间专业差异带来的异质性会影响资助对就业升学绩效的作用，同时说明这种差异对就业升学绩效的影响可以包含到截距项中。由此就业升学绩效的回归模型见式（2）。
学业水平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明学院间课程难度和考试的差异带来的异质性会影响资助对学业水平的提升效果。同时说明这种差异对学业水平的影响可以包含到截距项中。学业水平的回归模型见式（3）。
思政水平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明学院间思政教育与入党评价标准的差异带来的异质性虽然会影响资助的思政水平提升效果，但这种影响可以包含到随机误差项中，而不能体现在模型中。思政水平的回归模型见式（4）。
关爱级别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明学院间思政教育与入党评价标准的差异带来的异质性虽然会影响资助的关爱级别，但这种影响可以包含到随机误差项中，而不能体现在模型中。关爱级别的回归模型见式（5）。
综上，就业升学绩效、学业水平应该选择面板固定模型，而思政水平和关爱级别模型应该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既然资助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就业升学绩效、思政水平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在学院和专业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资助工作就应该根据学院和专业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开展，对不同学院和专业的学生应根据专业教学特征与就业方式“精准施策”，以避免资助过程中对各学院和专业学生的“一刀切”使资助效果弱化。同时学业水平、就业升学绩效对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应在“一生一策”原则的基础上以学院为单位确立工作程序和资助方式，降低庞大的工作量。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表3），国家和社会的各类资助与奖助均对就业升学绩效、学业水平、思政水平和心理健康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这说明当前资助体系内的社会资助、国家奖助、国家奖励和国家资助均会对学生的学业水平、思政水平、就业升学绩效和学生心理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和改善，当前工作中的各类奖助有一定的育人效果。为了进一步加强资助育人效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下面对实证结果展开进一步分析。
表3 回归结果
1.男女差异
分析表明，性别对学生的就业升学绩效、学业水平、思政水平和关爱级别都有显著影响。其中，男生更容易取得较好的就业升学绩效，但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女生则在学业水平和思政水平上有更好的表现。这说明在开展资助工作时，高校应该重点关注男生的心理状态和思政水平。在资助过程中，除经济资助外，还应给予男生更多的思政教育和人文关怀。而在就业上，则需要给予女生更多的照顾和帮助，以帮助女生在毕业后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
2.就业升学绩效
对就业升学绩效来说，以奖励为主的国家奖励的资助效果最好。这表明本科阶段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一般对自己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好的综合素质，因此更容易获得良好的工作或考入优秀的学校。这同时说明，通过精神和经济上对人的激励可以推动人力资本的形成，可以提升资助资金的利用效率。兼顾资助和奖励效果的国家奖助对就业升学绩效的推动效果次之，说明除了对学生进行鼓励之外，在资助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学生的实际困难，确保资助能够帮助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受限于贫困自身潜力无法充分发挥的学生可以由此解决经济问题，从而充分提升自身能力并成为人力资本。这也进一步说明学校应该根据学生家庭情况、自身性格和专业特征分别拟定资助标准，尽可能做到精准扶持，推动资助育人工作有序进行。
国家资助对学生就业升学绩效的影响最小，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力度最小。接受国家资助的学生又被称作是贫困生，这类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一方面，贫困生受限于家庭资源，相比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学生在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方面有一定的局限；
另一方面，国家助学金对学业成绩并无要求，因此国家资助对升学就业产生的直接激励作用尚不突出。因此，资助育人过程中既要考虑学生自身实际困难和家庭情况，也更加重视受资助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贫困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找回自信以提升资助的激励作用。
社会资助对就业升学绩效并无显著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社会资助的金额小、种类多、标准繁杂、育人功能弱。对此，国家应该格外重视社会资助的作用，在合理的顶层设计下，识别社会资助面向的主要对象，并确定相应的资助标准，以切实提升社会奖助的功能并减轻财政负担。
3.学业水平
首先，通过对学业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可以看到国家奖励和国家奖助对学业水平的提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且国家奖助对学业水平的影响系数大于国家奖励。这说明在对学业水平提升作用上，单纯的“奖励型”资助效果不如“帮扶‒奖励型”资助的效果好，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应从合理调整资助政策、实现奖励和经济帮扶有机结合入手。其次，研究发现国家对学生进行直接经济资助对学业水平提升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在样本学校中，资助对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资助的激励效果实现的。结合就业升学绩效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单一的经济资助虽然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一定作用，却对学业水平的提升并无明显作用，因此在进行经济资助时还应考虑改善资助体系，重点关注资助对学生激励的作用。最后，社会奖助对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奖助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提升自身学业水平。但考虑到社会奖助只是将奖助标准简单地与学生成绩挂钩，且规模较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社会奖助应完善自身的资助条件，扩大自身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同时健全自身资助体系，以便在扩大资助规模后，仍旧可以保持其对学生的激励作用。
4.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
国家奖励、国家奖助和社会奖助均能够提升学生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而国家资助对思政水平的提升无显著影响。因此，高校在进行经济资助时需要格外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和政治素养的培养，帮助受助学生明确自身的责任，并建立相应制度以推进学生资助工作中学生自身“权责意识”的形成。换言之，要使学生认识到接受国家资助后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实现资助工作与育人工作的有机结合和共同推进。就关爱级别来看，国家奖助和国家资助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心理状态，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学生重构自身价值追求。因此“育人”效果除了体现在资助的激励作用、思政水平的显著提升等方面，更应该体现为对学生心理关爱的重视，帮助学生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本文以某“211”高校2021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资助对学生就业升学绩效、学业水平、思政水平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男生更容易取得较好的就业升学绩效而女生则在学业水平和思政水平上有更好的表现；
各类奖助均对就业升学绩效有着推动作用，但“帮扶‒激励”型的资助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作用更大；
助学金对学业水平提升作用有限，社会奖助对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助学金能够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而兼具资助和奖励功能的奖学金则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政水平。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对当前资助工作遇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解决资助工作中权责不明的问题时，除了要明确日常机构设置和人员权责外，还应该明晰资助活动中受助学生自身的权利和责任。基于资助育人的指导思想与总体原则，在进行经济资助时应更多地加入具有激励性质的规定和条目，并通过基层班级管理组织和学生工作组织监督执行情况。
其次，针对性别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帮扶，强化对男生在校期间的思政教育，使其在升学就业中保持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加强与校外企业合作，开拓就业扶持项目，有针对性地加强就业培训，为女生在校期间的实习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助推资助对象识别、资助发放与学生激励、教育工作同步有效进行。
再次，在减轻财政负担方面，国家应在合理的顶层设计下为社会资助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社会资助能够有效地推动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依据各地的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有序展开。一是加大社会资助力度，鼓励社会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对实施资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二是鼓励校企合作，让企业自主地根据自身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制定资助方针，确立资助条目，先试点后铺开，逐步完善，使得资助规模有序扩大。
最后，在解决资助力度不足的问题时，不应该盲目地通过扩大资金投入规模增加对学生的资助力度，而是应该基于学生的经济需要和精神需求进行精准定制，开展适度的经济资助、心理关怀和个人激励，不断强化心理育人功能。一是要调整奖助学金的发放标准、额度，提高助学金的申请门槛，使困难学生在思政和学业方面加强对自身的要求；
二是要对受助学生助学金的利用进行监测预警，督促其合理利用；
三是在增强资助力度的同时，应考虑资助力度增强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边际效应，根据专业和学生自身特征，由基层工作人员确定恰当的资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