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婧来 苏卫国
(鞍山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插图是教材不可或缺的部分。新版统编历史教材中的插图不仅保持了先前数量丰富的特色，更吸收了大量新研究成果，增添了许多书影、实景、出土文物图片等，使教材得以图文并茂、生趣盎然，在更具可读性的同时不失应有内涵，可以看出编者用心之深。当然，其中也会偶有考虑欠周者。今以《隋朝的统一与灭亡》插图“隋朝士兵俑”为例，试陈陋见，就教于方家。
“隋朝士兵俑”一图见于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1课《隋朝的统一与灭亡》，置于第4页“隋朝的灭亡”一节正文的右侧。在这一节中，有“屡次发动战争”“三次征辽东”等文字叙述，很显然，插图是就此而设的。
历史教学名家叶小兵[1]曾将课文插图的主要功能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配合课文的内容叙述，相互印证，活化内容；
二是可使学生拓宽视野,获取更多的信息；
三是使学生观察、感受历史情境,以培养他们的观察、思维能力。把以上三点适当展开，大约可以把插图的作用分为激发兴趣、带入情境、诠释文本、印证史实、引发思考五个层次。首先，“隋朝士兵俑”一图是完全具备激发兴趣、带入情境功能的。其次，初步判断诠释文本(配合内容叙述)的功能也是基本符合的，士兵俑就是隋炀帝发动战争时出征将士的形象。教师用书在教学资源的图画说明部分是这样解释的：“这件彩绘陶制武士俑，是陕西西安郭家滩罗达墓1982年出土的明器，高27.1厘米，长20.5厘米。武士头戴尖顶兜鍪(头盔)，身穿明光铠，下身着战裙，脚蹬长筒靴，坐骑披挂铠甲，一派重装骑兵形象。这种重装骑兵，是隋朝军队的主力。隋炀帝进攻高丽。”[2]这段解释充分说明了教材编写者原始意图，不只是泛泛地对应“屡次发动战争”，还直接对应“三次征辽东”的史实。
教师用书说明中所讲的“重装骑兵”，在历史上又称“甲骑具装”。《宋史·仪卫志》解释说：“甲骑，人铠也；
具装，马铠也。”[3]在《隋书·礼仪志》比较明确地记载了大业七年隋炀帝征高丽时骑兵四十队着甲骑具装的情况：“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4]160由此可见，教材编写者在插图的选用上还是非常谨慎的，将甲骑具装的陶俑对应于“三次征辽东”是有扎实的史料支撑的。因此，插图不仅满足了诠释文本的需要，甚至可以达到印证史实的目的。
不妨结合教学作这样的推想，这张“隋朝士兵俑”的插图可用以解释隋炀帝三征高丽时期的军备情况，使学生对隋代士兵服制等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加深其对隋炀帝征高丽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这种以图片演示的手段组织学生获取历史信息的教学方式虽常见，却往往是培养学生历史认知的绝佳方式。从这些来看，能够体会到教材编写者欲借此插图增添课本可读性、趣味性，以激发学生历史思维的良苦用心。
但是，再深入去推敲，则发现其中尚有未妥之处，印证史实的作用还需打个问号，而且由此，诠释文本的作用似乎也被打了折扣。下文试叙其详。
著名文物专家杨泓先生在《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二》一文中，对甲骑具装有这样一句概括性的总结：“模拟甲骑具装的陶俑，在西晋以后大量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坟墓里，而到了隋代以后，它们就从随葬俑群中消失了。”[5]杨泓先生的判断应该大致是不差的。虽然“隋朝士兵俑”在隋墓中并非孤例，但从总体数量上来讲，难以与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者相匹敌。因此，在典型性、代表性上确实会有所减损。而且，通过对“隋朝士兵俑”出土信息的进一步发掘，更可以验证杨泓先生的判断。
依据统编七年级下册教师参考书的说明，这件文物出土于郭家滩罗达墓。罗达墓于1982年6月28日被发现清理，位于西安东郊郭家滩，隋代称“白鹿原”，属大兴县浐川乡长乐里。由清理简报可知，清理前该墓墓顶已由于施工原因全部揭开。从残存情况看，该墓为土圹洞室，地表面至墓底深7米，墓室呈斜方形，南北宽3.9米，东西长4米，墓道面西偏南。墓室前壁靠左有甬道与墓室相通，墓道为长坡形。墓室后壁靠左略高，为棺床位置，葬具已完全腐朽，葬式不明。该墓由于塌陷和随葬器物被扰动，出土器物大多残碎受损。较为完好的出土物大致分为五类：陶俑、五铢钱、带钩、笏板、墓志。其中，墓志的出土最为关键。发掘简报这样写道：“(墓主)罗达生于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卒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其主要活动于北周，因而墓志上载的都督、巴渠县开国男、帅都督、大都督、行军总管、仪同大将军、车骑将军及太子右监门副率等官职，均系北周所任而并无有隋朝的官职。罗达与杨坚虽均为北周大臣，但在杨坚灭周建隋后，罗达再没有参予政治活动。”[6]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虽然罗达卒于隋(卒时隋朝建立十六年，隋统一八年)，但只能把他算作北朝人，而他带进坟墓的随葬品终究还是北朝文化意味重一些。这从已出土隋墓随葬物的发展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达墓所出随葬品并非只有一件“隋朝士兵俑”(清理简报称“甲马俑”)。该墓共出土陶俑53件，种类繁多，其中有红骑马俑、甲马俑、笼冠骑马俑、仪仗骑马俑、风帽套衣俑、笼冠拱手立俑、小冠拱手立俑、翻领短衣立俑、执盾武士俑和鞍马俑等诸多造型。而考古学者正是通过分析随葬品在墓中的组合情况来总结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我们先从陕西几则有确切纪年隋墓的甲骑具装俑的出土情况入手，试作简要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甲骑具装俑在隋朝墓葬中所占比重呈由多到少甚至消失的大致趋势。这与杨泓先生的判断是大致吻合的。
表1 陕西隋墓出土甲骑具装俑情况统计
以上针对甲骑具装俑出土情况的简要分析仅是局部小切口的观察，张全民[7]在《略论关中地区隋墓陶俑的演变》一文中论述得更为系统、全面。该文不仅分析器物的造型特点与组合，还涉及制模工艺与彩绘手法，甚至还考虑到工匠的迁徙与分布。文章综合隋代墓葬各类陶俑样式的发展演变轨迹，将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大致为隋文帝在位的开皇(581—600)至仁寿(601—604)年间，这一阶段总体呈现出北齐样式逐渐取代北周样式的趋势。开皇初年陶俑多为纯粹的北周样式，只是偶有新引进的北齐样式；
至开皇中期,北周和北齐两种样式并行的情况开始多见；
开皇末期和仁寿年间,北周样式基本淡出,为北齐样式所替代。从中，我们尚不足以推断“隋朝士兵俑”插图所展示的甲骑具装俑是北周样式还是北齐样式(甲骑具装俑仅是出行仪仗类俑中较少的一种，并没有镇墓兽、武士俑等那么典型)，但与文中所列人物俑的特征相类比，更倾向于是北周样式。隋墓陶俑发展后期则以隋炀帝在位期间(605—618)为主要时段，此时在北齐样式为主的基础上已然出现了脱离北朝风格的隋代新样式，如铠甲形制出现部分变化、人物塑造工艺更为精进等。且在大业年间，魏晋迄北朝长期湮没无闻的木俑工艺与陶俑工艺相结合也得以复兴。可见，甲骑具装俑在隋朝正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一文讲得更明确：“开皇十二年的吕思礼墓就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出土有隋初的甲骑具装俑、袒左肩小冠俑、持箕俑，另一方面，也出土有代表隋代发展时期的载物骆驼、子母猪、风帽骑马俑、笼冠俑等。”[8]
墓葬中的随葬品虽然可以鲜活地反映社会风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守旧性或滞后性。以“隋朝士兵俑”来诠释隋朝的军事征战，尤其是以开皇年间的器物来诠释大业年间的史事，多多少少是有些时序上的落差的。“隋朝士兵俑”中的“隋朝”两字并没那么硬气。
应该说，仅就课本插图的基本功能而言，“隋朝士兵俑”已是不错的方案了，完全可以满足课堂教学的需求，但如果想在启发学生历史认知、锻炼学生高阶思维方面更进一步的话，“隋朝士兵俑”的持续开发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隋朝士兵俑”在印证史实上的矛盾
杨泓先生在断言隋代甲骑具装陶俑从随葬俑群中消失之后，解释了发生此变化的原因。他说：“促成这一变革的是席卷全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以重装骑兵为核心的隋王朝军队，在士气高涨的轻装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农民大起义摧垮了隋王朝的统治，扫荡了世族门阀和与之联系的部曲私兵制，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军队的成分和军队的组织，促进了战术的发展。反映在骑兵这一兵种方面的，就是重装骑兵的垄断地位被排除了，骑兵又发挥了轻捷迅猛的特点，战马卸去了沉重的具装，使骑兵部队更灵活机动。”[5]这里，杨泓先生从宏观的唯物史观角度解释了重装骑兵消失的原因，其中，也粗略地认定在隋末农民起义之前重装骑兵依然是隋王朝军队的核心。不过，据我们判断，这种变化应该还要早一些。
前面提到的“甲骑具装”诸例，往往与礼仪有莫大的关系。在隋代的墓葬中，甲骑具装俑是归入到出行仪仗俑类别中的，它更像是一种排场的展示。对大业七年隋炀帝出征高句丽的细节说明也见于《隋书·礼仪志》，而非纪、传之中。《隋书》在《礼仪志》之外提及“具装”的仅有卷六十四《张奫传》一例，文曰：“其后赐绮罗千匹，绿沉甲、兽文具装。”[4]1510就是在《新唐书》中，“甲骑具装”也仅见于《仪卫志》。它更多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或皇权威仪的一种反映。在隋朝征战的史实中，应用重装骑兵的战例也不多见。杨素战突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例。《隋书·杨素传》记：“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4]1286后来，杨素反其道行之，以骑阵破突厥十余万众。不过，从行文来看，并不能确认这一定是重装骑兵。翻检史籍，隋末农民战争中也未见轻装农民军击败重装骑兵的典型战例。这就说明，把重装骑兵(或称甲骑具装)作为隋军典型形象是与实际情况有偏差的。
作为脱胎于分裂时代的新兴统一政权，创制与积极完善调整应该是其日常运行的主基调。在统一全国后，原有割据政权间的往复对垒已经不复存在，军事征讨的目的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隋王朝不可能还因循旧制，把重装骑兵当作法宝，而应是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早在开皇九年四月，杨坚就颁布诏书：“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4]33而至炀帝即位，也多有所改革。如大业五年(609)分太府寺为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其中右尚方掌造甲胄、具装、刀、斧、钺及皮毛杂作等事[9]。炀帝时还曾让何稠创制“六合城”，并在大业八年(612)征高句丽时使用[4]1598。还有，《资治通鉴》中“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10]的记载反映了隋军多兵种的发展情况。总之，隋朝军事装备与军兵种的发展与变化，绝不是一张“隋朝士兵俑”的照片可以说得清楚的。
从隋朝三征高句丽的史实来看，对战模式往往是要地攻防战，或是城池，或是山川险要，重装骑兵在这里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纵然隋军未能取得征战高句丽的最终胜利，但也不会僵化到只顾用重装骑兵耍威风的地步。因此，以甲骑具装形象的插图“隋朝士兵俑”来印证三征辽东的史实，着实是有些不妥的。
“隋朝士兵俑”的内涵更近于北朝。北朝军队的兵种主要是骑、步两种，其中又以骑兵为主[11]。相较来讲，重装骑兵更是北朝的显著特色。而到了隋朝，随着形势的变化，兴盛于南北朝的甲骑具装已经褪去了其大半的实用功能，成为徒具其表的军容礼仪之装，甚至后来连墓葬也不再乐于用它来衬托威仪，而是改用能显示盛世雍容的其他人物形象了。
(二)穷兵黩武是否足够解释隋朝的灭亡
教师授课，往往会通过教材中资源的有效开发来揭示一些哲理，借以让学生领悟历史事件给人的深层启示。教材插图作为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是教师实施开发的有效资源之一。教师通过对其进行设计和运用，引导学生识图用图并提升其提取解读历史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促进其思维能力的提升。这也即前文所述的插图引发思考的功用。
结合隋朝灭亡的文字叙述，辅以“隋朝士兵俑”形象的导引，很可能会引发人们对于隋朝短命速亡原因的追索。“穷兵黩武”可能是最容易被归纳出来的原因之一，并由此在头脑中追加出一些联想，如：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其装备、马匹供应的成本大多靠盘剥而来，百姓由是更为疾苦；
炀帝动辄征发数百万劳役，一味征讨，好大喜功的心理暴露无遗；
披坚执锐的军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内心虚荣，向外炫耀大隋的军力及威仪；
军队所经之处有行为不端的兵卒狐假虎威、鱼肉百姓，等等。应该说，这种对隋亡原因的归纳以及联想从主流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就认可并希望不断传递的历史经验教训。但这种简单化认知的得出可能与“隋朝士兵俑”激切的暗示有一定关系。或者说图文吻合得太恰到好处了，没有一点冲突和不合。然而，事实的逻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对于隋炀帝功过的正反评说了。
有学者对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一事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隋朝的灭亡自然与炀帝执意三征辽东脱不开干系，然而从众多战争亲历者的墓志可以看出，征战并非全无成果可言。因为战后不乏升迁受赏者，但后世的史书却置之不顾，在其笔下，尽是惨痛的教训，暴君的形象脸谱化十足[12]。而历史中的隋炀帝远不是那么扁平的，隋末的历史不仅能揭示“穷兵黩武”亡国的道理，实际也可以在学生多元思维能力的养成上发挥更多作用。姜鹏宇[13]的《论历史教育与学生战略思维的养成》很有启发意义，他对历史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历史是开启学生战略思维最好的课程。文章中，他以隋唐两代征高句丽后形成的千余年东北亚稳定战略格局为例，一反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惯常思维定式，道出了作为帝王的隋炀帝不为人知的战略眼光。如果能够在教学中，让学生想到“穷兵黩武”以外的历史含义，这一定是教师们都非常期待的。同样，多面而立体地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符合唯物主义史观的要求，学生应学会一分为二、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
仅通过一则插图能直接让学生打破惯常思维是很难做到的。不过，要尽可能避免那些人们已经熟知的、极易引起人们进入惯常思维定式的插图，教材改版大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苛求教材编写者，有时候也要感谢编写者留下的些许遗憾，在某些方面，这可以激发教师对历史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从而联想到更适合的教学资源，催生出更有创意的设计灵感。
(三)不同教材插图的对比及启示
本版教材插图选用的是这样一尊陶俑，那么其他版本的编写者在这一部分是如何进行设计的呢？在此列举三个版本的教材设计以做参考(见表2)。
表2 三版教材选用陶俑内涵对比
相较而言，这三个版本插图的选用和对应说明更为翔实谨慎，也更易于教师借此进行开发设计并运用于课堂。我们不妨推测，正是由于以出土的随葬陶俑来展示当时社会风貌是直观地培养学生历史认知的绝佳方式，不同版本教材的编写者们才会纷纷以此作为插图优选。而对其如何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重视，可能使编写者略微忽视了对插图来源的核实及对插入文本位置恰当程度的考虑。本文所述的统编教材便可能是在此处有所疏忽。
谈及如何尽可能地规避这些有概率存在的矛盾和隐患，笔者有一些粗疏的意见以供参考：一是所选插图应注意同对应文本内容在时空上的契合度，使图片和文本能够相辅相成，以此培养学生解读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也有利于教师进行进一步的资源开发；
二是选用文物图片时，可尽量选用新近考古或研究成果，使教学不落窠臼，富有时代感；
三是不易理解的部分可选用更为直观、特色更鲜明的图片来使之更符合中学生认知水平。总之，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所选插图的适宜程度关系教学活动能否得以完善开展，因而编撰时更需要严上加严、兼权尚计。
引用黄牧航[15]的观点，历史图片应具有以下功能：传递历史信息、帮助学生形成历史表象、发展学生审美能力。初中历史教材在编写设计时往往会于文中插入相关图片，以供学生丰富对历史史实的理解，建构对历史背景、环境的认知，在保证科学性和基础性的同时，增添整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统编历史七年级教材中，这一特点则更为明显，也更说明教材插图之举足轻重。
恰当的插图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溯源史事，解释课文相关内容，将抽象的因素具体化，还能协助教师开展更为丰富的教学活动。如以插图为中心创设历史教学情境或组织学生进行史料分析，展开资料研习的教学模式等。而文物插图作为第一手资料，既可以充实课堂，又可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进行对应的资源开发，成为培养学生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的绝佳抓手。同解放初期的教材相比，现在的教材插图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日益精进，对不同插图的说明也愈发合理准确，但也难免白璧微瑕。疏漏虽小，但如果教师或学生以讹传讹，便会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因此，在选用图片并配以说明时，无论是编者还是教师自身，都应当结合语境及教学目的反复推敲，力求完备。
历史课堂是学生识史明智的重要载体，历史教材则为其提供了研习方向。肩担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教师，需对所授内容进行校准、打磨之后倾囊相授，同编写者多方把关，共同为学生构建出内涵优赡的课堂，发挥历史学科育人价值，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猜你喜欢编写者重装陶俑重装出击：现代坦克战术(4)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21年6期)2021-11-02重装出击：现代坦克战术(2)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21年4期)2021-07-28潜心“三读” 精准发力小学教学参考(综合)(2021年4期)2021-04-18重装出击：现代坦克战术(9)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21年11期)2021-02-28重装出击：现代坦克战术(8)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21年10期)2021-02-12论情报编写中的情报观点表达现代情报(2020年8期)2020-08-19陶俑扬子江(2016年5期)2016-11-18来自远古的使者—陶俑小火炬·阅读作文(2014年6期)2015-04-07哭泣的汉俑小小说月刊·下半月(2013年2期)2013-05-14爱意林(2008年10期)2008-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