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飞，李 钦
(1.贵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骆驼草》为散文周刊，创刊于1930年5月12日，同年11月3日停刊，共出26期，为当时沉寂如沙漠的北京文坛点缀上丝丝绿意。该刊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实际编务由废名和冯至负责，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冯至、徐祖正、俞平伯、秋心(梁遇春)等。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骆驼草》是一份同人文学刊物，其撰稿人都是周作人的好友或学生。尽管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各尽其妙，但在文学观念上都趋向周作人提倡的闲适性与趣味性。
在《骆驼草》的发刊词中，开门见山的第一个主张就是“不谈国事”，而是要立志做一个“秀才”，谈谈“学术”“文艺”“思想”，甚而“讲闲话”“玩古董”都可以，“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1]，完全是一副不关世事、自得其乐的姿态。有学者将《骆驼草》与1920年代同是由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语丝》相比，认为《骆驼草》时期的周作人已失去了其作为五四健将的批判精神，由凌厉尖锐转向了颓然消沉[2]。
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高压的历史语境中，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同人是不是真的完全退守到自我的精神世界，而对社会世事不闻不问？答案取决于如何理解《发刊词》中提到的“国事”。如果“国事”仅仅是指显见的重大政治事件，那么《骆驼草》同人确实是有意避之不谈的；
但如果“国事”也包含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就不得不承认，《骆驼草》所刊发的“文艺”“思想”“闲话”等内容不仅关乎国家大事，而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从办刊方式到刊发内容都可以看出，《骆驼草》同人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担当。
可以说，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协助鲁迅创办《新生》并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直至晚年，周作人一生都致力于借助报刊传媒来建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空间。《骆驼草》的编务工作虽是由废名和冯至负责，但灵魂人物却是周作人。周作人不但是《骆驼草》的精神领袖，还是其实际上的鼎力支持者，除了向《骆驼草》大量供稿，还不断为该刊向朋友和学生约稿，《骆驼草》的内容和风格基本上为周作人所引领。所以，“对于周作人而言，《骆驼草》的创刊也构建了一个以印刷媒介为主要特征的交际网络，进而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3]
总共26期的《骆驼草》中，周作人的文章就有20篇，包括散文、随笔、序跋、译介、通信等，这些文章涉及民风民俗、传统文化、学术考证、西方文学等。周作人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的深厚学养与平和冲淡、沉着闲适的老练文风，使这些文章同时兼具知识性、文化性与趣味性。这时的周作人确实回到了“自己的园地”来修他的“胜业”了，以其博学津津乐道于“河水鬼”“蝙蝠”，徜徉于“西班牙的古城”“希腊的古歌”，留恋于“八股文”“霓裳续谱”，专心致志，兴趣盎然。但细细体味周作人的这些文章，会发现他所谓的“闲话”并不闲，相反，他的野心很大：梳理中国文化的源头，并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比较中，为中华民族开创一个健康活泼的现代文化空间。
《骆驼草》中有不少文章是关于民风民俗的“闲话”，《骆驼草》同人为何如此关注民俗文化？周作人在《水里的东西》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4]趋于两极的“天堂”与“地狱”总是虚而不实的，只有居于二者之间的“凡世”才是实实在在可抓可握的，也是唯一可以改变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平民文学”，就是对凡俗人生的看重与强调，终其一生，周作人这一思想都没有改变。正是出于对凡俗人生的关注，周作人才大力提倡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在《水里的东西》中，紧接上面所引议论之后，周作人说：“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5]这就清楚地道明了《骆驼草》同人看重民俗知识的目的：引起国人对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的重视，使人类学与民俗学成为热门学科，周作人的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骆驼草》时期的周作人，除了关注民俗文化，还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从《论八股文》《拥护<达生编>等》《反书石刻》等文章可以看出，此时的周作人一反五四时期反叛儒家文化的激烈态度，转而为《达生编》《戒淫宝训》《太上感应篇》等圣喻古书之价值进行辩护。周作人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应从其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而不只是专注于最高成绩，才能较为接近真相。周作人刊在《骆驼草》上的文章，还有对民俗民谣的研究，如《〈蒙古故事集〉序》《重刊〈霓裳续谱〉序》等；
有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如《西班牙的古城》《希腊的古歌》《古希腊〈拟曲〉》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古今中西的比较中来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不是怀古，而是为了创建新的现代文化。正如他提倡研究八股文的理由之一：“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中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5]他认为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原是对八股文的一个反动，并说：“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6]那么，要打破旧有痼疾，寻求新的希望，重塑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也得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
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周作人也不忘批判几千年来的专制文化在国人思想上形成的劣根性。周作人肯定八股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谈到八股文的因袭与千篇一律时， 周作人说：“我们再来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6]在谈到中国古时“奉命说话”的做官处世之道与作文之规时又说：“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他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文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不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著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6]这里，无论是主张作文的个性独创，还是声言文人的独立意识，其辛辣讽刺之口吻显现出了周作人“叛徒”的影子。由此，可以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里自斟自饮，强调文学的个人性、超功利性与文人的独立性时，并非真的脱离了社会现实，完全退回到个人一己的狭小天地。所谓“不谈国事”“立志做一个秀才”，也许只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纷扰混乱的现实，清醒地意识到了文人所为有限的一种孤寂与无奈。
为什么“不谈国事”？作为曾经反传统的先锋，五四落潮之后，面对黑暗混乱的现实，周作人是否真的能够完全退避时代风云而追求属于个人内心的平静安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周作人尽可以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谈他的“草木虫鱼”，完全用不着在这些闲散文章中荡开一笔来议论一番。如果发刊词中的“国事”仅指重大社会政治时事，那么周作人确实是“不谈国事”的，但不能说他真的不关心国事，否则，他何以如此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民俗文化的研究？何以要撰文介绍《政治大纲》这种研究民国各种政治政策的著作，甚而还曾想自己编一本？何以他的这些文章读来总有一种隐隐约约挥之不去的苦闷？《<草木虫鱼>小引》中的几句话很可以说明周作人的真实心态：“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6]又说：“我在此刻还觉得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7]在周作人看来，作文做人的要素是诚和达，不喜欢，不想说，不能自由说，索性就不说了，就谈点与“国事”无关的草木虫鱼吧。
如果“国事”不仅仅等同于社会政治，而是包含一切与国家民族忧戚相关的政治与文化，那么草木虫鱼与民俗传统就不是与“国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周作人的影响和带动下，《骆驼草》刊登了不少关于民俗文化和学术研究的文章，如艾辛的《臭虫》、丁文的《故乡的蒺藜》、曹聚仁的《捧桥脚》、俞平伯的《三国志演义与毛氏父子》《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等。可以说，《骆驼草》周刊确实形成了一个探究民族文化的场域。
在《骆驼草》那些自由笑骂、随心而谈的诗文中，有一些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关注底层人民苦难与悲哀的作品。如诗歌有冯至的《晚餐》：“又到了黄昏的时候/又摆上一份晚餐。/我喘了一喘气，/不得不吃呀/为了明天。//笼里有鸡鸭/圈里有猪羊/牢狱里有囚犯/医院里有垂死的病人：/它们也都望着眼前的黑暗/吃着它们的晚餐。//感谢吧——/在这黄昏的时候/吃着我今日的晚餐。”[7]玉诺的《谁的哭声》：“谁的哭声呢？/地母的哭声？/新鬼的哭声？/麦子的哭声！/牲口的哭声，/人儿的哭声。/黄金一般的麦子，一牛恁深——/要不是大路和河流，就长成了一块；
/久饿的人民，早已垂涎着；
/但是/人马盘了，战沟盘了，飞机盘了，/炸弹盘了，汽车盘了，死尸盘了。/农夫拉去了，耕牛抓去了，/黄金般的麦子死在地上焦在地上了。”[8]这两首诗都写到了饥饿、死亡，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混乱。尤其是第二首，直指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动乱与不幸，其语言和主题都不是退避时代忧患的“隐逸”与“趣味”了。散文如第9期永坤的《毛太太》和第16期玉诺的《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花王的政论》，都是写老百姓在匪、兵的骚扰下无法安宁地过日子的故事。《毛太太》中的毛太太是一个佃农，不爱整洁，脾气暴躁，但干活麻利，勤劳善良，不仅要“管理家政”，还要到田里干活，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丈夫毛老爷因为干活做事总是笨拙迟缓，毛太太便常恨恨地但也是亲切地骂他“死晕鳖”“老砍头的”。可是有一年的春天，毛老爷去砍柴时被土匪捉走了，毛太太要依靠过一辈子的人不见了，从此生活在担惊受怕、忧心焦虑的困境中。“毛太太又跑到山岭上去了，她在那里痴呆一般地伫立着，两只深陷的眼睛，只望那将要沦落的夕阳，晚风一阵阵的吹着，她毫不感觉凉意，随后颓然的坐在一棵大树下的青石板上，又不住的望着在空中朝西飞去的几只暮鸦。”[9]玉诺的《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花王的政论》直指军阀混战造成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我”夜间在拍门声中醒来，正兀自心惊，在应答声中才知原来是驻城的军队撤走了，街坊们正相互通知去领回被兵强拿走的东西。到了住兵院子，听到几个街坊的谈论：“永远咱这里再不许有官”“无论哪一个官走了咱都不想他；
除下派款，派公事，打人罚人以外，没有用他的时候。”[10]言语中反映出军队对老百姓生活的骚扰破坏，传达了民众对统治者的极端不满与厌倦，以及对于平安宁静生活的渴望。
《骆驼草》中哪怕是一些抒发个人情绪的散文和诗歌，也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苦闷。如秋心(梁遇春)的爱情之叹与生死感慨，尽管读来伤感迷蒙、忧郁低徊，但却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而是深味不合理的黑暗现实之后的忧伤哀怨。“生来就盲目的绝对不知道光明和黑暗的分别”“只有深知黑暗的人们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所以天下最贞洁高尚的女性是娼妓”“因为她们的一生埋在黑暗里面”“受尽人们的揶揄，历遍人间凄凉的情境，尝到一切心酸的味道”[11]，这是对社会黑暗的强烈抗议，有一股压抑着的愤懑与叛逆。冯至这时发表的诗歌和散文，正如他在1985年版《<骆驼草>影印本序》中所说是“情绪低沉”的，诗歌《送》《发》《日落》等是向爱人诉说恋情的爱情低语，散文《老屋》《父亲的生日》《C君的来访》等，是对时光流去、亲人老逝、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感伤，调子显得低缓沉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骆驼草》上所刊载的部分作品并没有真的如其发刊词所申明的那样“不谈国事”， “不谈”而谈了，为什么？说明了什么？《骆驼草》同人的真正想法和真实心态是什么？这也许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环境和徐祖正在此刊上所发表的文艺理论来探知一二。
徐祖正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经常出入于“苦雨斋”的人物之一，与周作人可说是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他在1926年曾与周作人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骆驼》，但只出了一期就终刊。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刊载了多篇探讨文艺性质的文论：《对话与独语》《文学上的主张与理论》《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文艺论战》《一个作家的基本理论》《理性化与文学运动》等。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徐祖正冷静而理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其文学兴趣和思想观念与周作人、废名、俞平伯都很相似。徐祖正这些理论文章几乎总是登在每期刊首，足见《骆驼草》同人对这些文论的重视程度。所以，可以把其中的文学观念看作是《骆驼草》同人文学理想的代表和宣言。徐祖正在这些理论文章中所阐述的文艺思想大体可概括为两个要点：
一是坚持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主张文学价值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相互关系。“我觉得只有文艺界思想界是不妨各有各的意见或竟是主张。因为文艺界思想界里只有个人。为要摆脱政治社会的束缚，维护个人主观的尊严因此才有文艺思想的园地。这里不容许雷同，不须要服从。主唱个人的尊严这里面并不包涵对于团体国家的无视。团体国家须要建筑在有健强的判断，有明敏的思索，有丰厚的情感的个体上的。只有文艺可以养成这种个体。在文艺界里也要强凶霸道那是不成的。”[16]“一个人有外的生活与内的生活。要讲真正的内面生活之成长与深化有时候要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就是说有时候思想发展到极度时也许要背戾一时代全国人民对于政治的理想以及设施。”[17]但徐祖正又强调说：“而我始终还相信一个人全一的生活仍要以外的生活作为指归。做一个健全的国民或是世界的市民无论是哪一项的专业，对于生息于其间的经济政治的状况不容许淡漠到痛痒不关。”[18]在《文艺论战》一文中，作者针对当时与左翼文学有关的各种论战，否定了文艺论战的意义，认为文艺论战无助于振兴真正的新文艺，并且指出文艺当然不能脱离思想，但没有哪一种思想能独占文坛。这里，作者坚持文学创作中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具备个人独特性、维护个人尊严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但并不否定个人对于时代和国家社会的依赖性，而且要做一个健全的个人，就不得不了解关心自己所身处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作者也并不排斥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左翼文学，只是认为思想不能替代文学，文学是以情感为主要成分的。
二是坚守文学的纯粹性与独立性，反对文艺工具理性化，并阐述了文艺与政治和人生的关系：“所谓文艺仍还是文艺，它决不能当作宣传思想的工具。”[18]在《一个作家的基本理论》中，作者回顾了西方文学发展史及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状况后指出，文学运动有三个步骤：用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这三个步骤分别涉及文学的语言改革、思想内容、艺术技巧三个方面。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属于第一步；
当时的普罗文学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继承，属于第二步；
而真正的文学革命只有到第三步才能完成，所以，普罗运动如果不能意识到“怎样写”的问题，就难免会失败[19]。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二者绝不是互无关联的独立运动，“文艺与政治实即是思想与实行两尖端之显露。两者之间实有盘根错节因果相乘之关系。”[20]既不能把文艺政策视为一种政治手段而过分重视文艺的功用，也不能认为文艺与政治无关而轻视文艺的作用。因为“政治革命实为生活合理化的开端”，然而，“一国民之内面生活决不能但凭政治之力可以完成其改善与革新。犹之一个人的内生活不能依赖社会组织与经济制度可以希冀其全部之改造一样。”[21]相比于政治革命，思想理性也具有强大的力量：“一切的事象都先有理性的贯彻因之必有深强的力量。这是在可以把理想实现时候的文艺的功用。”“理性可以作吾人之明灯。纵令不暇烛照别人亦能指点自己的来踪去迹不至于常在黑暗的夜路上作一守更夫了。在黑暗满布的社会里，文艺之职务亦犹如此。”[21]徐祖正将文艺比作烛照人生的明灯，既承认了文艺与政治和人生有密切联系，又强调了文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从徐祖正的文艺论述及前面周作人和废名的随笔杂感中所透露的零星感想，可以推测《骆驼草》为什么“不谈国事”。周作人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健将之一，面对五四落潮后依然黑暗混乱的现实，感到了“叛徒”式抗争的徒劳。从1923年的《自己的园地》到1928年的《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从时代政治风云中抽身出来，渐渐从想要改造社会的“叛徒”转向了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隐士”，试图从文化研究和艺术审美上来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内心的安宁。为周作人的精神魅力与文坛地位所吸引，“苦雨斋”里聚集了一批具有浓郁自由主义气息的文人，其中就有《骆驼草》的同人们。他们从个人主义出发，坚守文艺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讲求文学的个人性与趣味性，坚决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扰，不满文学的功利主义和霸权主义。所以，所谓“不谈国事”其实是《骆驼草》同人对文人独立性与文学纯粹性的申明与标榜，也是对与政治密切相连的、众声喧哗的左翼文学之反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自由地谈，周作人多谈“草木虫鱼”，一是因为他“喜欢”，二是因为“由得我们说”。《骆驼草》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人集团说“自己话”的园地，说自己的老实话，要的就是“真”与“诚”，而一谈到“国事”，不是“前驱”，就是“落伍”，结果是丢了自己，所以，索性不谈也罢。
《骆驼草》同人一边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一边又虚构一个田园牧歌的世界，表达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废名的作品中。废名集《骆驼草》的组稿、编辑、撰稿于一身，可以说《骆驼草》凝聚了废名的心血和理想，是他的精神园地。26 期《骆驼草》中，除第12期和第24期外，期期都有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二是以丁武、惠敏、非命、法、补白子为笔名发表的一些随笔杂感。《桥》创造了一个如梦如幻、亦诗亦歌的城郊小村史家庄，生活在这个宁静优美地方的人们慈爱慷慨、纯朴善良。
与小说作品中的虚幻世界不同，废名以其他笔名刊载的随笔杂感及通信，或谈为文为人之道，或是生活感想，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骆驼草》创刊号上，就有一篇署名“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1930年2月，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政府专制，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发表宣言。废名则针对此事作了一个短评，表达了他对文人参与政治的不满：一是觉得无用，二是有“文士立功”之嫌。文章虽晦涩，但其尖锐讽刺却是显而易见的。就在第三期仍署名“丁武”的《闲话》中，解释了那篇短评其实是针对他一向尊敬的鲁迅，在对鲁迅的《呐喊》《彷徨》作了客观肯定的评述后，废名说：“只是，‘前驱’与‘落伍’如果都成了群众给你的一个‘楮冠’，一则要戴，一则不乐意，那你的生命跑到哪里去了？即是你自己丢掉了自己！这自然也算不了什么，但我总觉得是很可惋惜似的。”[12]废名所崇敬的是作为先觉者的“孤独者”鲁迅，强调的是文人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不能随大流，“不能说人家要听的话，只是说自己的老实话”[13]。在一个纷扰的乱世，如何认清自己，坚持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在第6期署名“惠敏”的《闲话》中，废名又重申了“知道你自己”的话题，认为“人总应该做点事才对”[14]，但更应该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创办《骆驼草》就是废名等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的证明：他们认为为文化沙漠增添一点绿意，是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事。第23期署名为“补白子”的《国庆日之朝》，描述了国庆日整个北京城的寥落沉闷而又“强颜作笑”的“普天同庆”，以及在这种氛围中自己的惆怅失落与抑郁烦闷[15]。看来，废名并不是不谈“国事”，不关心“国事”，至少是不拒绝谈“国事”，而是关注怎么谈的问题。
但无论《骆驼草》同人怎样尽力躲避政治风波，要真的做到彻底与“国事”无涉，是不容易的，徐祖正的文艺思想很能解释这点。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主张文学价值的多元化，并不否定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也不会拒绝谈“国事”，只是讲究“怎样写”。再说，对人生与生命有着深切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完全漠视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国事”。从客观上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何况是在一个黑暗动荡的乱世。艺术不是空中楼阁，现实是它的底色。《骆驼草》同人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否则发刊词的“不谈国事”之后就不会来一句有些无奈的补充：“此刻现在，或者这个‘不’也不蒙允许的，那也就没有法儿了。”[1]所以，在《骆驼草》中，在那些个人性的、性之所至的学术考证、生死感悟与生活琐谈之外，也还有《谁的哭声》《晚餐》《毛太太》等关心民生疾苦、直指战争祸害的作品，只是这些文章不是大声疾呼式的血泪控诉，而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娓娓道来。即使是如废名和梁遇春两人那类空濛迷离的作品，也还萦绕着一份忧郁难言的感伤。看来，《骆驼草》同人在逃避社会政治漩涡，退而追求个人生命价值，沉浸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与趣味性的同时，并没有真的在黑暗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其浅唱低吟的背后隐含着对于时代与民族的忧虑。《骆驼草》同人正是以他们热爱的艺术方式实现了对社会人生的参与，只是他们急于逃脱外在政治的干预和束缚，过于强调文人的独立意识与文学的非功利性，因而，采取了消极退隐的方式，囿于个人的狭小空间，使得刊物格局过于促狭。徐祖正那种客观理性、大气宽容的文学观念在稍后的京派作家沈从文、芦焚、萧乾等人的作品里才得以真正实现和拓展，开拓了一大片异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的天空。
20世纪20年代末，在《语丝》等重要刊物纷纷迁往上海后，曾经的文化之都北平一变而为文化沙漠。周作人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学生坚守北平，在1930年创办了《骆驼草》杂志，由此而凝聚起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如曹聚仁、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吴伯箫、李健吾等。这个群体成为京派文学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以《骆驼草》为空间，秉持文学的自由精神，进行学术考证、文学研究，探讨文化传统、民风民俗、爱情婚姻、个人琐事、百姓生活……性之所至，任意而谈，为现代文化和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出乱世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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