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梅
当代新疆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1]和《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2]的引导下，在“文化润疆”的现实语境下，新疆作家肩负社会责任，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文学审美的再构，把握时代脉搏，歌颂新疆的时代之美、地域之美、人文之美。尤其是诗歌创作，周涛、沈苇、王族、如风、丁燕等诗人，在诗歌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凸显出意象美、意境美等特征，体现出颇具历史感、地域感、时代感之美的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他们的创作实践，建构了良好的新疆文学生态，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开放的研究空间。
赵力近期的诗集《纵笔山河》，充分挖掘新疆广袤大地上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柔巴依这种传统诗歌的外在形式与现代情怀的深刻内核交融交织，高度凝炼，内涵丰富，既有大时代的鼓号、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也有怀古或触景生发的幽情别趣，又有个人心理洞烛幽微的精雕细刻。诗歌构架的视点交错与情感流程的焦点辐射互补互衬，让时空与情志两相交融，构建了一个摇曳多姿、异彩纷呈的诗歌审美世界。总体风格上在彰显出个体的艺术个性的同时，呈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雄浑之美。本文拟从赵力《纵笔山河》的诗歌探索为着眼点，通过探讨其诗歌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审美精神和审美话语实践，进一步观照当代新疆诗歌艺术的审美建构。
柔巴依是指中国新疆和阿拉伯—波斯文学在内的西域（西域有二义：广义西域除了狭义西域所包括的地区外，还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各国各民族文学中的一种四行体诗。在维吾尔、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文学中不同规模地流行这一古老的诗体。柔巴依凭借凝炼、激昂、节奏性强的诗句以及富有哲理性特点，成为西部诗歌的典范。以诗人沈苇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唐代绝句和西域柔巴依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而且两者肯定有一定的关系。“文学狂人”沈苇以八百多行的被其称为“新柔巴依”的诗歌让人耳目一新，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诞生了。二十多年后，赵力续展了运用柔巴依这种古老的诗歌形式的新创作。
新疆风景壮丽，多民族聚居，四大文明交汇，不同风物地貌以及神秘的古丝绸之路穿梭其中，正是这样的新疆造就了赵力的深刻思考和他的写作实践。诗人从传统诗歌文体柔巴依中汲取养分，与之隔空对话，交互嫁接。他选取了历史上新疆广袤大地上有代表性、不平凡历史的区域，每个区域九章，以此结构全书。各地的地域特点和自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诗人笔下熠熠生辉；
哈萨克的民歌、维吾尔族的柔巴依、塔吉克的牧羊歌等西域色彩得以充分地显现自己的价值。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汉语方言恣意交融。通过其诗歌创作，各类文明有机交汇，人情世故风物民俗纷至沓来。以改造西域柔巴依的方式写出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富含深厚的多元文化底蕴，同时又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诗性表达。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丰富、多元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常年的新疆生活和诗歌创作实践，使赵力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和审美观。他充分挖掘出传统文学体式的现代价值，使之成为宣扬时代精神的载体。赵力大胆地把新疆的多种现代元素注入柔巴依的传统形式中，在诗行中我们处处与新疆特色的意像——昆仑、楼兰、准噶尔、胡杨、沙漠、驼队等相遇，而诗人的爱国、爱疆情怀更是成为支撑柔巴依的灵魂。古老的柔巴依完成了华丽变身，展现出青春与活力。
可以说“赵氏柔巴依”是诗人对传统文学观念和形式进行大胆挑战和成功突破之后的新型文化产品。他的柔巴依突破了原有的体裁规范，被赋予了超越过去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更丰富的内涵，并且通过更灵活的方式表现出来。灵活在于一是以轻巧的形式承载了宏大的时代内容，超越了传统柔巴依的抒情性和哲理性特征，而赋予了鲜活的时代性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
二是押韵方式没有受到传统柔巴依的严格的押韵和格律要求，灵活自如地展现具有历史感、时代性和地域色彩的元素；
三是每组柔巴依都拟定了标题，使主题表达更为集中与突出，标题的出现是柔巴依一千多年的写作进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四是结构技巧独特，一个主题，生发多个枝干，大大增强柔巴依的质感，产生了一唱三叹、绵延不绝的表达效果。
赵力以自己的多元性文学知识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地发展了柔巴依这种古老诗歌形式，在突破中建立现代性美学话语。通过自己的形式模仿以及表达内涵的超越向欧玛尔·海亚姆为代表的柔巴依诗人致敬，提高了柔巴依体诗歌的生命力。
赵力的柔巴依像一个巨大的容器，新疆各地天文地理、自然风物、人文、历史，文化等等，新疆的柔美与苍茫、壮阔与寂寥，全都蕴藉于这个美丽而古老的容器里。对于不同地域，诗人并不追求完整的呈现，而是基于诗歌的使命感，对每块土地上的风貌民俗、历史事件、文化形态、有影响的人物等，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展示，引领着受众尾随诗人，穿梭古今，云游西部大地。如《伊犁九章》之一，短短四句，高度概括了伊犁的地理位置：中亚；
气候特点：多雨；
地貌特征：有河流山峰；
物产：巨石、朽木、雪豹、岩羊；
民俗：阿肯弹唱。第2—9章，则回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乾隆等相关历史人物和平定准噶尔勒铭碑、阿力麻里、草原石人等遗迹及相关历史事件，同时也展示了文化的伊犁：“诗人周涛饱蘸草原月色写就的美文”，展示了草原民族的美好生活。各章均呈现出如此结构和内在逻辑。
又如《巴音郭楞九章》之四：“暮色苍茫。一座座轮台故城，卧在历史的呼吸之间，/我想借一双风的耳朵，去谛听西域都护府远年的羌笛。/一层沙，又一层沙，掩埋不住屯田士卒远眺的目光，/乌垒城头的夕照呀，镀亮了寻访者无语的忧伤”[3]回溯了西域都护府实施管辖、士卒屯田的历史画面，思亲的悠悠羌笛“送走了夕阳”……用想象力到达尼雅、楼兰、轮台等西域地区的古城，用心去贴近它们，用情感去复原它们，用文字去记录那些过往——这些历史遗迹早已淹没在滚滚黄沙中，原本已无法一览它的全景，无法体会它曾经的辉煌，诗人寥寥几笔凸显出它的神秘与曾经的辉煌，让人们通过他的笔触撩开历史的面纱，去深刻地了解新疆的历史与文化。
而要每一章都做到信手拈来都是历史文化，都是歌舞民俗，且又嵌入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须得是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有对历史资料的充分爬梳和对历史细节的丰富想象，有对文化的独特认知，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感知、审美经验，有炉火纯青的诗歌表达技巧。可以说诗人用自己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语言功底向人们描写了他心目中的历史与文化。他对新疆的热爱如同审美进行时，黄沙、戈壁、荒原、绿洲、河流、雪岭、植被、飞禽走兽、遗迹等这些在新疆常见的物象，皆纳入诗人的审美视野，经过诗人想象的构建变得生动别样，俨然是神圣而美好的殿堂、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自然是如此的伟大壮阔，戈壁滩、沙漠、绿洲、胡杨、梭梭，无不是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刻画得美轮美奂。骏马的雄壮，雄鹰的翱翔，羊群的出没，牧歌的悠扬，炊烟的袅袅……如此奇幻瑰丽的景色，如此宏大豪迈的西部风光，不能不让人深深震撼。诗人展示了一幅幅秀美壮丽的缤纷画卷，书写新疆的历史与现在，展现出西部历史的厚重与博大、文化的丰富与多样。其笔下的西部，宛如现代的桃花源，壮美的景色，和谐美好的生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都被一片祥和美好的氛围笼罩着，而这正是诗人所憧憬与向往的，是诗人理想中的精神世界。
用柔巴依这种小巧的传统文体建构起对于西部的宏大叙事，选取了西部代表性的事物作为诗歌意象，以西部地区地域广袤奇异景色为主题，诗人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缤纷、雄浑壮阔的西部，使受众感知到西部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荒凉，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助力人们提升自己的认知与情怀，勾勒出丰厚的历史积淀与美好的现实图景交织交融的新疆形象。
在世人的心目中，大西北是雄伟辽阔的，时而沙尘滚滚，时而万马奔腾，地平线遥不可及，梦幻而神秘。而诗人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审美体验把自己对西部的热爱流诸笔端。诗行中洋溢着诗人对美的执着追求，蓬勃着艺术张力，发出了自己的歌颂之音——大爱新疆、盛赞新疆之情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35个标题下各设9个小节，涉及300多个地点和空间的切换。不管是固定场景的多寡、空间的虚实，随着诗歌中的时空呈现由当下到过去，由眼前到未来，其情感流程也随之不断转换，这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抒情艺术。诗人积极地进行着情感寻根，不断转换的现实地域场景对情感流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其诗歌奔涌出海阔天空的情感空间来，流淌着质朴的本真状态的生命体验，精神承受无尽的淘洗、心灵遭遇巨大的磨砺后，内心期待淬炼成理想主义的生命体验。情感的流动性与饱满度达到了极致，进而营造出广阔的艺术审美空间。
诗人在不同地域所见的景致牵引出其情感流程，支撑起或强或弱、或大或小的情感空间。以空间变换为统领的情感流程，突破时空限制和视点制约，情节线索已经淡化成零零碎碎的片段，情感成为贯穿诗歌的“主线”。地域空间与情感空间交融交织，相得益彰，蕴藉在诗歌里的情感已不单纯是由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来推移，而是从柔巴依的形式结构脱颖而出，在时空的转移变幻中奔涌而出；
每一章节中，其意识流程及情感辐射，从单向到多向，从直向到逆向，建构起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志网络结构，诗人艺术审视的目光也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情志。情感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但因诗人收束自如、有节有度而不会泛滥决堤，因而从容沉实，闪烁着历史的凝重和温润的生命与文化的光泽。
而在时间处理上，忽而在汉唐，忽而在当下，善于“缩”漫长为短暂，或“集”分散成整体；
空间设置，则神游于无限的天地。时间无限伸张延宕，放大了诗人的个体感受，含纳了丰富又复杂的主体心理意识和情感世界。在柔巴依这样尽可能小的篇幅中，包孕着尽可能多的内涵，给人以缩龙成寸之感。西部大地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及各种遗迹、高原荒漠等意象，成了诗人意识驰骋、情感流动的“触媒”，构成一个丰富的情感流程和色彩绚丽的联想世界，造成了一种今与昔、此地与他处大幅度时空跨越的幻觉。“我是十万万支金色的苇笛，歌唱你”，“我是十万万支绿色的苇笔，书写你”——在情感的流动性中，意象、意境乃至情志达到了井喷。
天山、塔里木、疏勒等，虽是地域上的小切片，诗人却嵌之以李白、玄奘等历史人物，叩访天山，感受这“民族的摇床”“大地的宫殿”，“看我们的血脉怎样在这里潜流”“我们的精魂怎样在这里萌发”，请塔里木河“轻轻收下我诗歌的遗产、灵魂的灰烬”，[4]以瞬间丰盈流动的情感，向物理空间和精神世界辐射，引发更为丰富的联想，以现实写真和象征意象交融为西部大地的意识流漫。35个章节中，诗人描绘了多样的客体意象，也抒发着自己的主体情感，对于诸多历史人物或事件，或赞赏、或喜悦、或忧伤、或遗憾、或痴缠……对不同地域的情感感应，有细流，有巨浪；
有直泻，有回旋。诸多情感从眼前现实空间，蔓延到更遥远的时空中，现实和情志相互渗透、互为交融，心灵碰撞的感情狂澜奔涌而出。情感空间与现实空间叠合为一，奔腾不息，呈现了一个个别开生面的情感世界，构成了一个个饱满的情感空间。
时空呈现的多变性，几乎贯穿了诗人全部的创作。以眼前之景追思过去，以眼前之景憧憬未来，抚摸历史，追思西域文明。如《疏附九章》，“每一株桑树上熟透的果实，都捧出一汪沁心的甜”，“我”凝视着“陶罐的残件”[5]等都是着眼于当下情境，由此浮想联翩，联想到明尧勒古城、飞将军，联想到守边者……歌颂勇士们的浩气和守边者的辛劳，深切的缅怀之情贯注其中，瞬间就由历史自外在世界转入隐秘的内在，时间进行式的“开”“关”非常明确，空间的切换也瞬间完成，而且都有一个固定的主要的现实空间，如自然场域、乡村场域、城市生活场域等，以一个空间场景作为时间推移的依托；
随着时空的压缩、转换、扩张，呈示时空转换，内心活动与情感急剧扩张变化，成为行之有效的一种多变的诗歌结构手法。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真实”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6]。移步换景地对观察视点的选择和自由变换，开合自如的大时空切换与流转，极大地拓展了诗人柔巴依的弹性空间，突破结构框架的限制，带有明显的主观性、随意性和跳跃性，容纳了丰富的内涵，创造了蓬勃的艺术张力，营造了雄浑开阔的艺术境界。
需要说明的是，新疆有它的复杂性。壮写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的诗人不在少数，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昌耀、周涛、章德益、杨牧、马丽华，90年代的沈苇、牛庆国等。宏阔的西部风光，神秘古老的历史文化，使人们带着自己的情怀，不断地重塑它，有的抒写无疑是具有游离性而淡化了现实性的。赵力的《纵笔山河》与他们的诗作汇聚在一起，洋溢着西部给予的大气以及一种特殊的张力，散发着别样的光芒，使对西部的表达不仅仅局限于对西部事物的有感而发，而熔铸其中的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化表达，多层次的情感使作品意蕴更加丰富和耐人寻味，建构起一个宏阔的审美空间，深蕴着多种艺术魅力。
意象指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结合，是诗歌蒙太奇的构成要素。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认为汉字所组成的古典诗歌，更具有蒙太奇的效果。
赵力在创作中根据不同章节的主题要求或审美需求，把一系列的意象组合成诗歌，并使处于特定语境中的意象获得一种超越自身内涵的潜在意义。通过意象的合理恰当的运用，唯美的意境的营造，使其柔巴依自带视觉冲击和音乐性。受众能够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
画面也总是唯美和至纯的；
诗歌渗透着内在的音乐的律动，或高亢嘹亮，或深沉温婉，或宁静平和，充满了想象与张力。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创造性把握，强化了情感力量，深化了主题意蕴。
如《塔城九章》，全诗中波光、广场、街道、毡房、星月、炊烟、雪被、梭梭林、岩壁岩画、草丛、套马杆等意象，每个单独来看，都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元素，通过诗人独特的思维与情感，平面式的意象组合、特写镜头意象运用方式或意象的反复、闪回等多种组合，将这些个别的、分散的意象有机地统一起来，各个意象之间互相烘托与渲染，产生一个具有新质的、内涵更为丰富的塔城的整体形象。虚实结合，视野开阔，气势非凡，不仅有着极强的画面感，同时也有镌刻岩画、文人著书、畅饮疾驰等情节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了关于塔城的长镜头。诗歌意象在形象构成和意蕴飞跃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意义的获得，创造出主客观交融的艺术境界。
语言是思想、情感、比喻、意象的外壳，是诗意存在的家，也是诗歌阅读的唯一媒介。诗人通过语言塑造意象，用意象构建画面，也用意象构建诗歌。
沈苇认为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内心的生存的力量，赵力的诗歌语言显出了这种力量——因其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不是爆发式、倾泻无余、气盛张扬的，而是精悍凝敛、冷峭峻洁或情思放收自如、含蓄、持久且深婉的；
因其文势若流水行云、一脉相承，结构起承转合，因而相应的语言是节制疏放、温敦隽朗、流畅而不狷狂，是富于独创性和新鲜感而自成风貌的。唯有这样的语言驾驭力，方能巧妙地将写景、叙事、抒情完美结合、融为一炉，实现表现社会生活内容的多样性、表达情感的丰富性。
诗人通过语言巧妙组合，把饱含情思的意象组织固定下来，读者也通过语言的阅读，引起对意象的联想和想象，进行理解和再创造。[7]如《昆仑九章》里“听吧，核桃树脉管里，石榴树脉管里，葡萄藤脉管里，/流淌着那清甜的醉人的奔泻不息的歌唱。”[8]西部习见的植物里，有了人与动物才有的脉管，且能动态地流淌着歌唱，“清甜的醉人的奔泻不息的”[9]三个连续性的形容词，彰显出“歌唱”的特征，让平面的文字符号变为有生命的造形；
静态的物质动态化，所有的词语超越了字典里的意义，具有了语境中赋予的崭新意义和能指；
产生出内涵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弹性和张力；
更丰富、更形象、更有流动性和音乐感地承载和推动情思的表现。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充分发挥汉语的诗性功能，巧妙运用比喻、隐喻、通感等修辞手法，时时引文据典，故事传说巧妙嵌入，人物事件穿梭自如。既旁逸斜出，又开阖有度，丝毫不影响诗歌的内在节奏和情理逻辑。由于诗歌流畅的音韵性和节奏感，声调铿锵，故而易于让人反复吟咏。诗歌的诸多创作手法，诗人信手拈来，被踏雪无痕般运用以达到文本的最佳效果，这也成为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写作策略。胡杨、雪山、河流……每个词语、每个物象，不再是它自己，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高度凝炼而富有张力地传达诗意诗性，传递着西部土地上的凝重和漫长、各族人民的拼搏和苦乐。诗的语言担当起对于热土对于时代的责任和使命，闪耀着诗人的情感律动和文化人格魅力，因而富有感性的光辉和生命的活力。
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得意忘言”才是语言表达的最高境界，立于新时代的诗人不断尝试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束缚，在对历史语境和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与生活感受中形成新的观照视角、新的审美角度，以一种多元性、现场感、行动化的方式和策略，创造具有前卫性与创新性的诗歌性能与表现技巧，表现出具有现代的美感经验、空间存在感、时间节奏感与精神意境的诗歌。
关注西部、追忆往昔、感怀人生、抒写真情，是诗人赵力一贯的精神追求和写作旨趣。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亲切质朴、灵动厚重、情真意浓、境界开阔、手法多样，其独异的鲜明个性和真诚的心灵感悟，给读者以新奇的审美感觉及非同寻常的阅读体味。而《纵笔山河》更是显示出赵力多年来坚守诗歌阵地，在诗歌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的创新性思维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游历在广阔无垠的西部之地，赵力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赋予古老的文体形式柔巴依于新的灵魂、新的血脉和骨骼，他赞美着翱翔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赞美着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够生发时间与时间、空间与空间的交错感，历史人物仿佛立在自己的眼前，演绎着自己，气势恢宏苍劲，境界雄浑开阔。“赵氏柔巴依”创作过程中的求新精神无疑和时代精神具有一致性。柔巴依只是赵力诗歌生涯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创作，打通了不同文学体式，贯通不同区域，贯穿不同风物，推进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进行了文学创作领域的积极尝试。这种诗歌实践让我们改变了对柔巴依体诗歌的传统观念，为我们提供观察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些新方法，给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指明新的创作道路和方向。笔者相信这种大胆的尝试以及突破，对西部文学具有非凡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0]新疆当代诗歌创作紧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紧贴时代，深入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其诗歌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的传承和深化，兼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体现出基于清醒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理想主义审美精神。从审美建构的时代性上看，诗人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自觉将对诗歌创作的执着与热情转化为爱国主义情怀的强烈抒发，因而，诗歌中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以诗歌为时代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体现了诗人们的社会担当，也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征。从审美建构的艺术性看，诗人们能够继承并大胆突破文学传统，以美的艺术形式将自我的真情实感、诗性元素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相统一，回眸历史，把握时代，拥抱未来，建构起当代新疆诗歌的审美精神。
注释：
[1] [10]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s://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5/c1024-27698943.html，2022年8月20日。
[2]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0/0923/c1024-31871248.html，2022年8月20日。
[3] 赵力：《纵笔山河》，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55页。
[4] 同 [3]，第6—8页。
[5] 同 [3]，第18—20页。
[6] 转自阮温凌：《意识流程的焦点辐射，白先勇小说的一种结构》，《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7] 李扬：《当代诗歌语言不能承受之轻》，《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8] [9] 同 [3]，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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