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郑晓园
(1.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2.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到2035年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显然，乡村振兴是针对全国农村全体农民，而不只是针对某个地区某种类型的农民，更非针对个别村庄的少数农民。
当前中国农村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相当部分村庄将消失，绝大多数进城农民也将从此变成城市居民，且正是农民快速进城，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才让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了更多获利机会，也才更有可能成为适度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更复杂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村已经完成工业化，沿海地区农村实际上已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虽然在建制上仍然是农村，甚至还有部分农田在耕种，但农业已高度现代化(规模经营、机械化、市场化)，实际上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差异极大，也很难再算作乡村振兴的重点了。
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和国家重大战略，地方政府必须要在乡村振兴上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体上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但一般来讲，这样一种变化是缓慢的，短期内很难看到成效。二是通过打造个别示范村庄或农业产业，发现典型，向群众展示乡村振兴的前景，向上级表现对乡村振兴的重视，以及寻找到进行乡村振兴的办法。在乡村振兴目前所处的阶段，全国地方政府尤其热衷于在辖区范围内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或发现乡村振兴典型村。相应地，当前全国乡村振兴中无论是打造出来的示范村，还是发展出来的典型村，都成为上级领导参观视察的重点，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也成为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参观学习的主要打卡点，从而形成了一批乡村振兴明星村。例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刘庄村等老明星村，以及陕西袁家村、浙江何斯路村、成都战旗村、河南郝堂村等新明星村。[1]
明星村能成功，当然有其成功的经验，这种经验本身是重要的，是值得赞誉的。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在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入城市，农村正变得日渐凋敝的情况下，竟然有村庄的农民不用进城，就可以在村庄发展产业获得收益致富奔大康，这些明星村就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范，全国都来学习明星村的经验。问题是，明星村的经验可学吗？乡村振兴难道是要让农民就地实现现代化而不进城？在农民人数没有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全国能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乡村全面振兴吗？
当前成为全国乡村振兴学习热点的明星村具有若干重要特点：
第一，这些村庄中有产业，其中最典型的产业是发展农旅，从而吸引大量城市游客来体验农村生活，并因此带动村庄住宿、餐饮甚至各种小工艺产销。
第二，因为村庄有产业，就可以留住村庄农民不离村就业，甚至将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村民吸引回来投资搞建设。外村农民也可能进入本村务工经商。因此，村庄人气很旺，与一般村庄只有留守老年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村庄有产业，人流充足，带动村庄土地升值，有的明星村简直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其他一般农村，农民进城去了，住房空置，宅基地也没有人要。这些明星村，有产业，有人气，甚至因此引来资本投资，村庄中以前不值一文的房子、土地迅速升值，也就为村民带来了财产性收入。
第四，要发展农旅，村庄必然是环境优美、基础设施良好、宜居宜业的，明星村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村庄有产业，有就业，有财产性收入，又宜居宜业，这个村庄农户必然是生活富裕的。不用进城买房，不用离村就业，家庭结构完整，生活富裕，这当然就成了理想的美丽乡村，也就成为乡村振兴所要学习的典范，其发展道路也就应当成为全国各地人民通向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全国到明星村参观学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现在的问题是，明星村几乎是不可学的。远如江苏华西村，目前华西村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到华西村学习经验的各路参观游客，全国却没有学出第二个华西村出来。近如陕西袁家村，几乎所有搞乡村振兴设计的团队以及地方政府都到袁家村学习过经验，以至于袁家村之所以农旅兴旺，可能就与来自全国学习者的参观不无关系，却也几乎没听说有哪个地方完全学成功了的。
为何学习不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几乎所有明星村的成功都缘于特殊的条件和机遇。特殊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区位和资源条件，如果没有良好区位，没有相应的环境资源条件(比如山水林湖)，要发展农旅几乎是不可能的。机遇则是因为偶然原因得到了第一桶金的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大笔资金的投入，资本与村庄之间的完美默契，正好赶上国家特殊政策等等。这样一来，一个村庄因为各种条件齐备而成功发展农旅，实现了产业兴旺，村民生活富裕，看起来在乡村振兴方面走到了前面，成为了全国来学习的明星村。
但是，来学习的其他村庄很难再找到齐备的条件，而只要缺了一项条件，村庄发展可能就会失败。一个村庄发展农旅成功了，附近具有同样区位与资源条件的村庄再来发展，造成同质竞争，结果是谁都发展不好。因此，有了一个明星村，附近其他村就很难再发展起来。
全国绝大多数村庄都是缺乏明星村的区位和资源条件的，因此就很难通过村庄自身努力发展起来。靠国家投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国家投入不能改变村庄自身资源劣势，从而无法与具有区位和资源优势的村庄在全国性农旅市场上竞争。
那么，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村庄，国家是否就应当投入财政资源予以支持？当然不应当。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具有区位和资源优势，国家投入将进一步制造不公平。村民组织起来，与希望在市场上赚钱的资本结合，共同开拓农旅市场，然后成为明星村，这是市场的事情。市场不会限制任何具有资源优势的村庄、农民、企业、资本在市场规则下面经营赚钱。当然，失败的损失也得由他们自己承担。
当前全国发展农旅可以算成功的村庄，占全国村庄总数占比很小，其中的明星村的占比更是微乎其微。这些村庄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而且占据了先机，占有了绝大多数城市人下乡的可能消费空间。这实际上是说，其他村庄再学习这些明星村，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了。
这个意义上讲，当前被认为是乡村振兴中的明星村，其实更多只是特殊村庄，这些特殊村庄是极少数，是不可学的。学习这些明星村，结果很可能不只是画虎类犬，而且可能会造成严重村级债务甚至地方债务，结果是农民遭殃，政府担责，乡村振兴事业受到损失。
当前时期，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正快速进城，农村再发展制造业的可能性很小(企业进园区)，目前农村产业发展增量主要来自城市人下乡休闲的农旅，这个市场空间却相当有限。因此，从总体上看，未来乡村振兴要以大量农民进城、农民主要从城市获得收入为前提。所有只指望通过在村庄发展产业，让农民不离村就业，从而达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乡村振兴必须建立在中国农村发展一般性的基础上，这个一般性就是农民进城，进城农民让渡出他们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从而让留守村庄的农民有可能在不离村的条件下面增加收入机会。包括农旅在内的乡村产业机会不可能在全国农村平均分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发展产业的机会是有限的，留守农村的农民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唯有更多农民进城不再种地才有可能。因此，当前构成乡村振兴前提的中国农村的一般情况是，农民大量进城，农村产业才兴旺。人口减少了，留下来的农村劳动力才可以有更大面积的劳均耕地，从而才可能农业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
当前中国农村的明星村不代表中国农村的一般，也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未来的中国农村必然是以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农村人多地少格局大幅度改变为前提的，乡村振兴一定是要服务于占中国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尤其是要服务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当前乡村振兴中打造亮点、狂热学习明星村经验的做法，是与乡村振兴战略背道而驰的。
从字面上看，乡村振兴就是要振兴乡村，从而达到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同时，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战略而非策略，因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就不可能离开当前的基本农情，离不开对占中国农民和农村大多数的理解。乡村振兴就不能离开占中国农村和农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及这些村庄的农民。离开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离开一般农业型村庄谈乡村振兴，就是无的放矢。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乡村全面振兴，现在的目标仍然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我们应将乡村振兴战略收缩到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和占中国农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身上。
从中国普通农业型村庄和普通农民的情况来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什么样的投入，这些村庄几乎不可能在当前时期创造出“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奇迹，大多数村庄中既没有制造业，也不可能发展出足以影响村民生活质量的乡村旅游或其他第三产业，中国户均不过10亩耕地，当然也不可能让农户仅靠种田就可以致富。村庄有限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显然无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农户家庭自然而然通过代际分工，形成了当前仍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主流结构的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2]
村庄缺少收入机会，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获得远高于农村的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一般情况下面，进城年轻人仍然会保留农村承包地，由留守农村的父母耕种，万一进城失败可以返回农村。一旦年轻人在城市奋斗成功，他们就很可能全家进城，将承包地流转给缺少进城机会的其他村民，也就使留守村民有了更多从农村获利的机会。
总体来讲，农村总是有能力进城的农民首先进城，有能力进城的农民家庭首先离开农村变成了城市市民，这样看起来，因为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和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家庭进城，留守农村的多为老弱病残，以及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家庭。具体来看留守农民，他们却因为进城农户让渡出之前的农村获利机会而增加了在农村的获利机会，这正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成长起来“中农”的原因。对于留守老年人来讲，他们子女进城，从城市获得了就业与收入，家庭收入显然比过去多。也就是说，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和有条件农户进城，实际上所有农户的条件都在改善。正是强势农民和农户进城，为缺少进城机会(不能或不愿进城)的相对弱势农民和农户提供了更多从农村获利的可能，提供了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
对于农户来讲，致富机会在城市，因为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得多的市场可能性。同时，进城农民也要保留农村退路，以防万一进城失败无路可退。有了退路就可以底气十足地进城冒险。留守农村的农户特别希望的是，第一，国家为他们提供保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不能因为农民进城而导致衰败，尤其是不能影响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第二，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千万不要以市场、效率或其他美好词汇让资本或村庄以外其他强势力量拿走了，留守农民指望着借此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村收入。
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留守农村的主要有两类人群，一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他们在农村熟人社会，住自己房子，种自家承包地，收入不高，支出很少。农村生活恬静，自给自足，对现金需求比较小。同样收入水平在城市无法维持温饱，在农村却可能生活得很好。因此，农村成为农村老年人天然的养老场所。二是因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夫妻，他们不进城的前提是可以通过俘获进城农户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变成中农，从而不进城就可以获得不低于进城的收入水平，他们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他们就成为村庄真正的“中坚农民”。
越多农户进城去，可以让渡出越多农村获利机会，从而就可以容纳越多中农，到一定程度，农村中农不仅可以创造“农民富”，而且可以带来“农业强”，这样农村离乡村振兴就不远了。这里的乡村振兴不是靠外来的人，更不是要将农民赶走了由资本来经营农村农业，而是要让之前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本地农民成长起来，建设自己家乡，实现乡村振兴。
如果要创造乡村振兴经验，学习如何振兴乡村，显然不是要到那些特殊的明星村去找经验，而要在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中去创造和发现。正如上述，农村老年人留守农村的生活质量往往要比进城更高，因此，如何将农民养老与老人农业结合起来，就是很重要的经验。“中坚农民”的培育则是事关乡村振兴成败的大问题。国家资源下乡如何与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对接显然也是特别值得总结的经验，比如成都进行了十几年的“村公资金”试验。[3]
三农政策将重点集中到不可能复制的明星村，政策过度关注诸如宅基地新政以及增加农民财政性收入等等方面，是不可取的。一般村庄中的机制性创新，才是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当重点学习借鉴的经验。
毫无疑问，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必须面向占全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乡村振兴战略并非要立即改变和改观当前农村基本景观，而是要久久为功，结合正在进行的城镇化，随着越来越多农民进城，改变当前农村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格局，形成与农村产业和资源相匹配的农村人口与经济生态，及由此而来的自然生态，从而达到最终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目标的最终实现是在2050年。
以此观当前全国乡村振兴实践，误区很多，择要列举如下：
1.乡村振兴不是打造景点
之所以将这条列为第一条，是因为当前部分学界和政策部门普遍将乡村振兴与打造景点联系在一起，全国甚至因此形成了规模不小、影响很大的各种乡村规划团队，既有各路规划设计建筑正规军的高校和正规规划设计院，又有各种民间机构，还有大量企业介入进来。这些团队借乡村振兴之名，与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追求政绩内在冲动合谋，在具有区位和资源优势的农村打造景点，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基本与农民没有关系的“走秀”。一个景点打造下来，动辄花费数千万乃至上亿元，将本来是用于造福全国亿万农民的宝贵的乡村振兴资源，投入到很少甚至无法造福景点村农民的景观建设，是当前地方政府乡村振兴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偏差。
2.乡村振兴不是造富
乡村振兴不是要造富，也不可能造富，富裕是农民家庭到市场上经风险、勤劳动所获得的，不可能靠政策送上门来。市场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勤劳致富，“等靠要”就不可能也不应当致富。允诺通过乡村振兴可让农民富裕起来，远不如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市场机会，让农民到市场上搏击。农民有自己的智慧，他们又很勤劳，他们一定可以抓住城乡到处存在的市场机会。同时，农民也需要保持理智，他们在完全进城之前一定要保留农村退路。因此，国家应当做的是为进城农民提供退路的保障，为市场上失败的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为留村种田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农民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自己致富的主力，国家只应当为农民做靠他们个人力量所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国家不能包办代替农民到市场上的努力，农民自己占有自己努力的全部成果，当然也要承担努力失败的后果。
3.乡村振兴不是要让农村比城市更好
之所以不是要让农村比城市更好，是因为当前中国生产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城市是中国创造财富的主阵地，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农村不可能比城市更好。
有个别农村区位好、有旅游资源，因此建设成为环境宜人、游客喜欢、凭借旅游就可以致富的地方，这样的村庄或农村比城市好，也很正常，只不过这样的农村在现在只可能是特例，与全国一般农村没有关系。
既然不是要让农村比城市更好，就不能以城市标准来要求农村。当前全国农村搞环境卫生大整治，不允许农民养猪养鸡养鸭养鹅，不允许农民搭棚子，非得将农民的农具房拆掉，要雨污分流，垃圾分类，甚至限制农民种菜园。这些做法是不可取的。农民在农村生活，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经济，生产生活的便利性是极为关键的，大量活动也都是非市场化的，也就是不用花钱的，也正是因此，农村才为那些缺少进城机会的相对弱势农民提供了农村这一个只需要花比较少的钱就可以过得很安逸的保护伞、安乐窝。按城市人眼光看的农村整洁，按农民生活来看却是生活不再便利，而且太昂贵了。
4.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富村和富人
乡村振兴要服务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和农民。有些地区出现了富裕村，比如受到特别关注的城中村、城郊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因为其出现了大量二、三产业，当地农民早已非农化，这样的农村实际上已是城市内在组成部分，农民早已实现二、三产业就业，因此不能再算作农民。
乡村振兴的重点是服务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不能嫌贫爱富，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嫌贫爱富的问题，比如，部分地方政府一般都只做锦上添花的乡村振兴，却鲜有雪中送炭。地方政府对富村富人的关注要远超过对一般农村和普遍农村的关注。
5.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人实现乡愁
城市人有乡愁，文人雅士喜山水，这都没有错，正是因此，中国有一些村庄主打乡愁和山水生意，借城市人乡愁赚钱，这是好事。
不过，乡村振兴战略所聚焦的是农村和农民，而不是城市人的乡愁，乡愁可以是手段，还不能成为目的。当前国家三农政策不应将国家资源用于支持城市人去实现他们的乡愁，城市人要实现自己的乡愁，只应当由他们自己付出代价。任何打着为城市人提供乡愁以获取国家乡村振兴资源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资源的错配。
6.全国不应照搬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确实取得了成果。过去浙江村庄建筑无序，水体污染严重，最近十年持续整治，到现在，浙江可以说全域都做到了山清水秀、村庄整洁，即使没有全都成为美丽乡村，大多数村庄都已经接近了。
不过，浙江存在三点是与全国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不同的地方：第一，浙江农村普遍工业化了，绝大多数农民都已实现了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农业所占比重极小且农民很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市场中心之一，浙江农村实际上是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使其与全国其他农村完全不同；
第三，因为前面两点，浙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离村的。
正是因此，浙江农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可以看作浙江作为全国市场中心之一及全域城镇化条件下面的环境建设，这样一种建设与城镇化后期的逆城镇化有一定呼应，因此有内在合理性。
正因为有了浙江这样一些先发展起来的以全域工业化为特征的沿海城市经济带，而使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在乡村发展工业的可能性降低，从而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离土离乡进入城市。沿海地区农村的现在并非中西部农村的未来。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不应成为中西部乡村振兴的示范。
当前乡村振兴政策与实践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厌农型倾向，这是很危险的。这里的厌农是指嫌弃传统农业型普遍村庄、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相对弱势的普通农民以及当前作为中国农业主体的小农农业(老人农业+中农农业)。乡村振兴的主体与对象，正是这些占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村、农民和农业！
当前全国乡村振兴实践中向明星村学习，然后集中资源打造本地乡村振兴的亮点，已是全国大部分各级地方政府的通行做法。
打造亮点的作用很多，第一，通过媒体报道，向所有人展示乡村振兴的未来，激励社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向上级展示进行乡村振兴实践的力度与决心，表示乡村振兴实践中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闻风而动，有所作为；
第三，亮点就是示范，就是政绩，就是经验，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亮点，全国都来学习经验，就在乡村振兴上面做出了具有影响力的政绩，就可能受到上级表彰，甚至被上级提拔。
大部分地方政府投入资源建设亮点，非常重要的是紧跟政策形势和国家政策方向，急于向上表功和做出成绩，就在本地选取特定地点进行专项打造，打造之后必然要引领导参观，电视报道，作为典型，总结经验。当然，这是无法推广的经验，因为打造的亮点并非村庄内在逻辑成长起来而是靠外力堆资源造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宣传地方乡村振兴的政绩，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内在冲动，用大量资源打造乡村振兴典型，总结成所谓“经验”，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向上宣传，再被上级领导肯定，甚至写进上级文件，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实际上全国却没有办法学习，原因很简单，这个乡村振兴的“经验”本来就是地方政府包装出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是要让上级肯定，以获得政绩，他们总结经验就当然会刻意掩盖，将“经验”的核心抽空，剩下的只是表面光鲜。这就是当前中国农村看起来创造了很多经验，却没有几条经验可以经得住时间考验更没有办法在全国推广的原因。
真正的经验必定是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实践中遇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有助于解决其他地方类似问题的办法。在目前乡村振兴阶段，核心不是要打造几个特殊的无法复制的示范，而是要面向区域内绝大多数的村庄和农民，解决他们急难愁盼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并没有形成政策共识，地方政府的探索就特别有价值。地方政府进行探索的目的是解决本区域内存在的一般性问题。一旦探索出来，就可以为其他地区域同类问题提供借鉴，这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于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却又可以为全国一般性问题提供启示。
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有一些经验或典型让人印象深刻，也就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其中特别突出的地区如浙江省，创造出来大量乡村振兴经验，也是全国各地去学习较多的省份。前面已经讲过，其实浙江省的经验并不适合绝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学习，因为浙江农村的现在并非中西部农村的未来。
从村庄典型看，当前成为经验的无疑都是农民留守农村即获得生活富裕的村庄(明星村)，特别是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成功发展农旅、民宿等产业的村庄，可以说是比较完善地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实际上，这些明星村的建设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大部分村庄，因为中国大部分村庄的乡村振兴，要以村庄人口持续大规模流出为前提。或者说，当前的明星村并非中国绝大多数村庄的未来。
从农业来看，当前作为乡村振兴典型的现代农业受到政策大力支持，亦为社会各界高度期待。同时判定老人农业和小农户为落后生产力，要尽快消灭。小农户农业无疑存在各种问题，不过，在目前中国仍然有6亿农村人口的情况下面，农业就不只是生产农产品，更非只为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要为农村数以亿计农户提供农业收入和农业就业。小农户农业收入不高，对于农户家庭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中老年人却极其重要。农民进城是一个历史性进程，数以亿计农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要依托农业和农村。因此，乡村振兴实践就不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排斥小农户。不仅不能排斥，还要站在小农户立场为他们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提供适合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乡村振兴必须“目中有人”，即必须要关照到当前农村2亿小农户的处境。
从农民来看，乡村振兴的焦点不应当集中到已经致富的有能力农民身上。已经致富的农民，他们在哪里都不是问题。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强迫他们进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农村富人以及农村有能力的人，他们进城去了，才可以将更多农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当前特别应当关注的是农村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在城市已经失去就业机会，他们一般又不愿在城市与子女同住。让老年人与土地结合起来，看起来是最落后的老人农业，却又是最先进和最人性的养老制度；
只要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以大幅度提升，以及中国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找到应对老龄化的办法。[4]
以上简单列举只是想说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实践要从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村中学习，要学习那些可能并非立竿见影却持续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和办法。一定要从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热衷政绩、浮于表面、锦上添花、目中无人且铺张浪费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着眼全国农民的大多数，久久为功，经过持续努力，最终实现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
读懂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是读懂中国国情与农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5]另外，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6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6]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艰难爬坡阶段，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目前绝对没有到要通过浪费的美丽乡村建设来提前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条件与资本。中国农村仍然不富裕，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仍然要为缺少城市获利机会的数以亿计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以及仍然要为进城可能失败农民提供最后退路。正是数以亿计农民可以在农村获得生存保障与最后退路，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才有纵深，中国才一定可以赢得国际经济竞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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